材料一   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追求，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药方时，以社会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传入了中国，最初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一般是西方的学者，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社会学的教授。他们的调查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比如人力车夫、农村经济等。而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的传播和留学生的陆续回国，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社会学系，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了社会调查的方法，中国人开始了自己主持的实地调查。

——摘编自罗艳《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新革命形势下，党内“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此，必须“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加强进行策略教育”。而加强革命策略研究和教育，实际上需要党员干部了解革命情况，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

——摘编自许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材料三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分别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看法。撰写《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而且为中共八大提供了理论指南。

——摘编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材料一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届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30日

材料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近代国画大师（徐悲鸿）金银纪念币一套四枚，其中5盎司银质纪念币选用的主题图案，就是徐悲鸿于1940年创作的名作《愚公移山》图。在抗战胜利70周年和徐悲鸿诞辰120周年之际，该纪念币的纪念意义之重大可见一斑。

材料一   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使它有个进身之阶，有个“用武”之地，就是一个进步。而新事物在旧体内总是较有活力的因素，人们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是很难完全如愿的。以后的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的引导下迈开步伐的，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为了在王权承认的“合法性”范围内偷运西学之果，康有为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地从“奉天承运”“圣人之作”的传统象征系统内拾取古已有之的变化之道。……尽管康有为之变法理论似乎处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敢逾越古典圣贤所订准绳，但言行举止中却不时透露出叛逆色彩。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三   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十月革命前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整合相关概念”，十月革命后则是在“误读与选择中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有学者指出：“严格地说，早期译介阶段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译介阶段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无论是关于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还是唯物史，“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早期译介阶段相比，不仅是一个量的区别，也是一个质的区别”。

——摘编自齐卫平《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比较》

材料一：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持续了诸秦王的工作。 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 “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 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明清鼎革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海徙山移”的历史巨变，士人们开始对传统帝制时代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其中唐甄(1630—1704)以平等思想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一位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平等问题的思想家。 唐甄从人的自然生理角度论述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追求生存和发展是人天然的权利。 他又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 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人之生也，无不同也”。 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批判社会贫富悬殊。在家庭伦理领域，唐甄提出“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 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主张夫妇之间应该“敬且和”。

——摘编自梁靖《唐甄的平等思想及其特色》

材料三：1921 年，人民出版社曾出版15 种“马克思全书”、14 种“列宁全书”等共计59 种书籍，旨在“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除译介外，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来宣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他们对建立更大范围的“联合”抱以期待。 为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实践中围绕“劳动”等具体观念，推动建立民众与知识阶层团结一致的阵线。 1919年5月至1920年5月期间，国内各种报纸上登载俄国革命相关的译介文章约在110篇以上，其中态度客观及报以同情的文章达95篇之多。 以《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为例，虽大多为译作，但内容涉及劳工联合、农业制度、经济政策、教育、妇女解放，文学文艺等众多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摘编自蒋含平、汪娜娜《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材料一   1919年4月底，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一些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等召开了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在5月7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很快的这项决定就得到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支持，5月4日下午，大约有3000多名青年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参加示威游行。在总罢课实现后，北京的青年学生很快就创办了《救国周刊》，天津学联出版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五四运动之后，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讲演团也普遍的建立起来。他们分组分段到人员稠密的商业区、庙会、景区等地方举行演讲，之后走入乡村和工厂。经过紧张的准备， “6月16日，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学生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学生联合(即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全国学联设评议部和执行部，会址设在上海。

——摘编自徐琳琳《 “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研究》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的事迹

材料三   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做了初步分析。二大宣言指出， “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 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立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便能够即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第二步奋斗。 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初步地发动了工人运动，还缺乏革命的经验。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一   五四运动所牵动的社会面如此之广，不仅有学生、工人、商人、市民、士兵，还有乡镇的农民群众等。斗争于北京发生，蔓延到全国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抗争。这样的斗争如果缺少有序的组织引导是难以开展起来的。启蒙推动了救亡，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救亡又是启蒙的有机延伸和继续，并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爱国运动不是被动地反抗，而是主动地抗争，是为国家地位和民族尊严而战，体现出近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   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人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起了我们全民族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和壮举，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摘编自晏阳初《农民抗战的发动》（193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