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都很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是四代化的产物、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矛盾的产物。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巴林顿·摩尔通过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是复合模式的过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著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不同的革命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后果。

——郭坚刚《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

材料一   在南方，“平均需用农田三亩，可养一人”，而安徽农村平均每人仅得2.5亩。安徽农村的地租率在40%以上，佃农“有贫苦者，当春食粮，即已告匮，每以秋收抵押，借食度日。……地主催租不得甚至逼之售牛典衣作抵”。“除正供以外，加以种种附捐，一亩地至少总要完纳一元以上，现时（指1932年）谷价每石价值一元余，平均每亩即收谷四石或五石，其中差不多就要消耗一石在赋税项内”。"历年战乱，皖北无不殃及，无纪律之军队，每至一处，肆行征发，敲剥良善，无微不至"。“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救补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农民之最大痛苦"。

——摘编自孙语圣《民国时期安徽灾荒成因浅析》

材料二   中共安徽各地方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紧紧抓住农民这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中，15个乡的数千农民手持大刀、长矛等武器直驱独山，汇入起义洪流。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56次武装起义中，参加者达数千人的就有26次。这些起义后创建了豫东南、皖西等革命根据地。

——摘编自苗键《中共安徽九十年简史》

材料一   据有关史志记载，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现象：“八分桑柘二分禾，万顷池塘错犬牙。白手生涯人自给，缎丝采叶捕鱼虾”；“禾田多变塘基，莳禾之地，不及十一，谷之登场亦罕矣”；“境内无稻田，仰籴于外”；“旧原有稻田，今皆变为基塘，民务农桑，养蚕为业……女善缫丝。”

塘泥是桑基的主要肥源，每年冬季塘鱼起捕，干塘后把塘泥运上桑基作肥料。栽桑养蚕，蚕沙（粪）施入鱼塘后，既起肥料作用，又可作为鱼的直接饲料。“桑基鱼塘”造成生态的良性循环，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很快在太湖地区推广开来。

——摘编自邢湘臣《从“桑争稻田”看明清发展“桑基渔塘”的必然趋势》

材料二   江苏吴江县历来是我国著名的湖丝产地，蚕丝收入是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1929年，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在弦弓村组织村民成立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村民共入股集资753股（每股20元）。合作社社厂合一，由理事会进行管理，生产技术由女蚕校师生负责。丝厂生产分剥茧、煮茧、缫丝等8个职能部门，共有坐缫车32台，招募本村女工80余人。女工采取计件工资制，按劳取酬；原料茧由社员提供，据合作社章程按质论价收茧。丝厂经营以自缫自销为主，年终结算时社员获得丰厚的红利。

——摘编自周德华《中国首家农村股份制合作企业——开弦弓丝厂》

材料三   1929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将弦弓村（江村）丝厂的创办称为“中国农村工业中大改革方案的先驱”，是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是将现代机械引入农村的伟大变革。他认为，“国内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1981年，费孝通再访江村，江村的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1983年底，费孝通以此写出《小城镇再探索》首次提出“苏南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成长模式之一。

——摘编自吴晓波《跌宕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