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唐宝应元年（762年），盐铁使刘晏再变盐法，将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盐仍由民制，仍由官收；官收之后，将盐税加入卖价后转售商人；商人于缴价领盐之后，得以自由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立“纲法”。……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与煎户直接交易，收买、运销之权悉归于商人，并得世袭。清代盐政，承袭明末纲法。雍正、乾隆、嘉庆之际，国泰民安，户口繁殖，盐销量剧增。盐商以有专利，遂致暴富，生活穷极奢侈。于时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材料三   自民初以来，以张謇和景学钤为代表的盐务改革派，为兴利除弊，致力改革中国盐政，但因盐商势力太大，未有结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改革派的努力下，至1930年，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刷新盐政。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的盐政专门法律。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战争状态，确保军需民食，同时尽量笼取盐利佐助军费，国民政府于1942年推行政府专卖制。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转入战后建设，于1945年废止盐专卖，改行征税制。1946年行政院颁布《盐政纲领》，1947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盐政条例》。总观国民政府在战后实行的征税制，虽标榜就场就仓征税，任人民自由贩运买卖，但实际上盐的生产运销仍为封建势力和官僚所把持，巨额盐利亦由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所独占。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材料   1903年以后，清政府陆续颁行《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还颂布了《中华民国商律》《公司条例》《矿业条例》等。1927年，国民党统治确立后，颁布了《法院组织法》。1929年以后，国民政府还公布实行了《公司法》《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简易人寿保险法》，等等。

——摘编自曹全来《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1901—1949）

材料一

17、18世纪兴起“中国热”，欧洲人在中国出口的瓷器、丝绸和漆器中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国人过着优雅安逸的生活。历史上和传统上与欧洲联系密切的美国，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华人赴美以求生计。此时美国漫画中的华人形象是勤恳工作、老实本分且认真学习语言和文化。自从加州金矿减产以及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完成，不少美国人认为华工抢夺了他们的饭碗，具有排外传统的美国社会开始产生了排华情绪，甚至美国政府也出台了《排华法案》，美国期刊中的华人形象漫画在风格与内容上发生了巨大转变，漫画家塑造的华人是饱受欺辱的弱者形象，部分还受到了严重的丑化和歪曲。

——摘编自李艳《十九世纪美国刊物漫画中的华人形象》

材料二

中央苏区红色漫画伴随着苏区革命斗争而产生，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红色漫画创作以服务政治为中心，大量苏区漫画宣传阶级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唤醒工农阶级意识。红色漫画渊源于苏区斗争实践，是苏区军民生活和革命战争的忠实记录和生动写照。它的创作主体是工农大众，风趣幽默、朴实自然的漫画艺术，为工农大众所喜爱，也易于传播。闽赣交界的中央苏区正是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因此苏区漫画交融着红色文化和客家文化，红色漫画常常配有当地歌谣，更容易引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具有高超的宣传效能。

——摘编自刘菊芳《中央苏区红色漫画基本特征论析》

材料   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都很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是四代化的产物、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矛盾的产物。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巴林顿·摩尔通过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是复合模式的过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著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不同的革命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后果。

——郭坚刚《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清末民初，随着汉口镇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武汉与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武汉棉业贸易格局在外力冲击下开始重塑。早期工业化的推进使武汉地区棉业从生产到销售环节发生了系列变革。

材料二   1920年—1932年中国进口各国棉花情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