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改革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金融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作用。
材料 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清政府开始实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军事上无论战败还是胜利换回的基本是耻辱性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表达了国人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争取帝国主义国家对临时政府的支持，临时政府承认了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为了借款充实财政，袁世凯向列强出卖盐税主权；迫于日本压力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政府主要把战略重心放在国内的“剿共”上，对日本侵略的态度经过了“妥协纵容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自卫抵抗—消极抗日”四个阶段；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正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发展利益，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摘编自罗志峰《中国近代以来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经历的阶段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外交政策不同的根本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演变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废除19世纪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日本国明治政府上台后的头等大事。在与西方交涉中，西方要求日本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为楷模，制定各种法典，日本民法典随即诞生。作为亚洲第一部民法典，一方面，在制定之初就贯彻了资本主义民法传统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等近代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家族制度在日本的根深蒂固，所以颁布之初日本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现实社会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该法典亲属编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家”的制度。担保物权的规定则是将法国担保制度与当时日本社会通用担保形态相结合。日本民法典为整个民法乃至整个私法规定了一些根本性的总的原则，以应对没有具体规范的尴尬，又通过判例法和特别法对法典漏洞进行必要的补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
——摘编自焦富民《论日本民法典的基本特点》
材料二 20世纪初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一方面要借修律之机废除领事裁判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变革法制，以求“皇位永固”。由此，清末修律掀起了中国近代立法的第一次高潮。民国成立后，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二次立法高潮。1928到1930年，国民政府完成了民法制定。该民法既继承了《德国民法典》所确立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法制度和原则，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民法限制了主婚权人的亲权，而将婚姻大事的决定权交由当事人自己来行使；关于继承权采取了男女机会均等主义，遗嘱自由原则的同时，又规定法定比例，要求被继承人应以其财产的一半，留给其直系卑亲属及配偶，被继承人所遗留于其直系卑亲属及配偶的财产，只要每一个人平均达到万元，就可自由处分其所剩余的财产，而不受此二分之一的限制，目的在引导拥有巨额资产的被继承人，将其财产的大部分都用于社会。可以说，民国民法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一部过渡性法典。
——摘编自李显东《从大清律例到民国民法典的转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日近代民法产生的历史中能得出什么启示？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1931年10月1日，《申报》刊载了《抗日会决议对日绝交范围》：“（一）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运日货，不用日货：（二）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三）不乘日轮，不以货物装于日本轮船，不起卸日货；（四）拒用日本银行钞票、提取日本银行存款，对日本银行停止收解；（五）不与日本人工作；（六）不雇日本人；（七）不登载日人及日货广告；（八）不接待日本人。”
材料三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并阐述17—18世纪英国奢侈品消费观念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的意义。综合三则材料，谈谈启示。
材料一 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关税、倾销等政策致使我国农产品价格暴跌，在农民极度贫困和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不当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农业大萧条和农村危机。在近代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强权压制下，我国农村充斥着异国资本活动。外商不仅控制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而且设立了压抑农民自由、造成当时民不聊生的农村高利贷。虽然以上侵略举动缓解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它却是建立在践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恶劣行径之上的。当时，国内出口贸易大量减少，而进口货物的销售量也因百姓购买能力降低而减少。
——摘编自沈泽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危机的产生和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二 中央苏区将发展农业作为主要任务来抓。苏区政府先后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开荒规则与动员办法》，实行奖励政策，对工农群众开发的荒田荒地免征3年土地税，富农拥有开发的荒田荒地的使用权并可免征1年土地税。据统计，1933年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消灭荒地21万担（一担田等于四亩）。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每年都发布春耕计划，强调兴修水利。苏区政府还号召组建帮工组、耕田队以及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缓解了劳动力、耕畜不足的问题。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多种早谷、少种糯米，并发布消灭“禾虫”的指导办法，利用石灰等简便易得的材料，积极推广病虫害防治经验。苏区还不断改善种植技术，适当增加杂粮种植，以作青黄不接时的主粮补充。据统计，1933年赣南、闽西等苏区农业生产同比增加了15%，闽浙赣边区增加了20%，远超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区域。
——摘编自邓强、段刘娇《中央苏区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的农业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袁世凯继承历代修史惯例，于1914年开设清史馆，馆中执笔者多数是清朝遗老，他们对清末革命运动或不予记载或视为乱臣贼子，且自民国以后只用干支纪年，1927年至1928年，经张作霖拨款，《清史稿》陆续刊印。1930年，国民政府宣布禁止销售《清史稿》。
——摘编自王钟翰《清史稿说略》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学界围绕《清史稿》展开讨论。1931年，孟森批评《清史稿》缺漏“建州卫”，指出清朝先世为建州卫，与明朝存在附属关系。力图历史地论证东三省的归属。1934年，容庚认为历代史书多有舛误，国民政府却唯独禁售《清史稿》，即使与古代专制朝廷相比，也是缺乏度量的。
——摘编自周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审查及其社会因应》
材料三 20世纪，有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美国学者先后提出元、清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与以往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存在本质属性上的差异。这在中国史学界引发轩然大波，质疑之声四起。2002年，为了编写一部体现时代精神的大型清史，国家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集全国清史学界之力，开启新编《清史》工程，全书计划3000万字，共计92卷。
——摘编自王俊义《郭影秋与清史研究和清史编纂》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不同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所持态度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时代背的角度分别对孟森和容庚的观点进行解释。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1世纪新编《清史》的意义。
材料一 毛泽东发现农民们可以动员起来，甚至能够夺取城市，但是不能够同国民军打仗。因此，毛找到了信心，认为中共是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只要在一个地区内有人力和粮食支持战斗，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1931年以毛为主席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就成了这一努力的榜样。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材料二 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保证“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减租减息之后又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并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基本原则。1946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再次变减租减息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为实现“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举措；及理论创新；简评其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影响(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抗战时期相比，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有何调整？分别具有什么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析中国革命道路成功的基本经验。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后期南洋侨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侨汇在新中国初期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国民政府已于四月十八日正式建都南京，南京为总理(指孙中山)指定的都城，在历史上亦为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而屡次建立的都城，邦国之基， 自此永奠……。
——蒋介石发布的告全体将士书 (1927年4月)
材料二：《建都南京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 自近世海道打通以来，世变中心，不在内陆，而在海上。东西文化的交换，不由旱道，而恃水程。……上海居全国海岸线的中点，既便于指挥全海，以应付风云日紧之太平洋，亦为中外文化交换之枢纽。而控制利用上海的局面，唯南京恰为适宜。《建都南京二周年纪念宣传要点》：南京是对外因应世变、交换文化，对内统驭全国、建设南北统一文化的最适当的全国政治中心。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周报》(1929年4月15 日)
材料三：1949年1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王稼祥交谈时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王稼祥建议：“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毛泽东连声赞同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摘编自孙文晔《把千年帝都变为人民的国都》(原载《文摘报》)
(1)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蒋介石选择建都南京，其表面宣称的理由有哪些，并分析蒋介石的真实意图。(2)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简述毛泽东提出定都问题的历史背景，并说明选择定都于北京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