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91年，康熙帝宣布停止修筑沿用了2000年的长城，长城内外即成“一体”，即成“一家”。1703年，清朝选择塞外之地创建避暑山庄，每年盛夏之际来此，接见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历经康雍乾等朝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旨在构建国家广阔的疆域一统观，从而在观念上来代替“华夷之辨”。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等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路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施行的不同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在维护中国这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内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王健睿《传统“大一统”思想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统一》

材料一   明代的屯田做得相当突出，到正德五年（1510年）时，云南屯田的产量在全部供应当地的军队开支之后，还有较多的富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民生基础，明代才开始采取“改土归流”的政策，把奴隶制下的少数民族从土司王的野蛮盘剥中解放出来，开了清代雍正年间全面“改土归流”之先河。明、清两代，云南地区的物产在官员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大量行销内地和国外，为当地人赚取了他们的第一桶金。鄂尔泰在云南设立茶叶局，使普洱茶享誉中外，并走进更多的百姓家中。

——摘编自方铁等《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

材料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类机构、军队、难民大量涌入云南，粮食和物资需求骤增，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云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出台各种政策与法规、编制方案、组建机构、设立垦区等，为边疆社会的综合发展提供了强势动力。与此同时，云南的金融财政一直相对独立，与中央政府关联性较小。但在抗战期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均衡过程中，边疆经济逐步融入国家体系中，通过种种战时举措，国民政府在云南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政策，几乎动摇了云南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建设基础。

——摘编自周玲《云南地方史》

“一叶秋海棠”

清末民初之际，学部所编《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对中国版图的想象有这样的描述：“我国地形，如秋海棠叶。出渤海，如叶之茎；西至葱岭，如叶之尖；各省及藩属，合为全叶。”中华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新地理》中，延续了“一叶秋海棠”这一意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国政府推动下，除了教科书之外，“秋海棠”也开始广泛出现于报纸杂志等公共媒介中，并广为民众所接受。

“桑叶”与“蚕食”

“桑叶”是民国时期另一种对中国版图的想象。1922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法地理教科书》中这样描述：“全部地形好像横铺着的一个大桑叶；再巧不过，中国本是蚕丝的发源的地方”。到30年代救亡话语体系将中国版图抽象为“桑叶”，将日本版图抽象为“蚕”。1938年，在题为《我们不怕鲸吞！我们只怕蚕食！》的抗战漫画中，所显示的桑叶被蚕食掉的中国版图的部分，与当时日军所占领的中国国土的形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抗战期间的教材中，无论国民政府还是边区政府都存在着将中国版图比喻为“桑叶”的做法。

“雄鸡一唱天下白”

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中国版图想象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将中国版图比喻为“雄鸡”。据《人民日报》1952年4月13日的报道：“西安的少先队员曾指着中国版图的模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庞焕洲说，‘咱们祖国真像一只美丽的大雄鸡’”。而这一宣传极大推动了对这一认知的传播。此外，旧有海棠叶地图中难以突出台湾的地位，而雄鸡地图中，将台湾视为雄鸡迈出去的一只脚。这一解释被成功运用于政治解释之中，并成为大陆与台湾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徐鹏《秋海棠、桑叶、雄鸡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