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中国政治报告》汇集了1911——1960年英国驻华官员定期发往英国外交部的政治报告。其初衷是“全面反映过去一年内发生的与报告国相关的事件，并解释其对该国立场和政策的影响”。

1931年8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M．兰普森的报告中，回顾国民党政府军在江西攻打红军之战况；“共产党……在条件艰难的山区开展远比国民党军队更为擅长的游击战。尽管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占领了城区，但实际上，他们除了迫使共产党势力从江西和福建山区腹地的一地到另一地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驻华大使卡尔1941年1月报告中详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新四军并不想执行这一具有军事和政治双重动机的命令，因为它需要穿越的地区不仅有日本人，还有国民党中央军。……新四军于12月底出发；约2/3的人安然渡过长江。但是，其余人则由于某种未知原因，遭顾祝同部的军队袭击，约3000人牺牲……但官方的说法是，新四军发生叛乱，必须处分。

驻华大使薛穆“1943年年度报告”：“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央政府运用几支最精锐的部队，对共产主义地区进行包括军需品、医疗用具在内的严密封锁，然而，外国访客对共产主义地区的民主管理、全面战争基础上的民众组织、人民对共产党军队及政府的忠诚和热情支持，都给予了一致的赞扬。”

——摘编自喻卓《来自一线的观察——英国驻华外交官视野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材料一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乘机将大量专业人员派往东北和台湾，由此拉开了近代日本专业盗测中国的序幕。日俄战争后，参谋本部统一了测绘中国的比例尺，要求实地测绘十万分之一中国兵要地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军在扩大盗测范围的同时，开始在中国大陆长期部署专业测绘人员。1913年，参谋本部解散临时测图部，留下16个测绘员，隶属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组成土地调查班，标志着日本在华正式设立了永久性日常盗测机构。从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华盗测过程看，其顺序先是台湾、东北，接着是内蒙、山东、东南沿海、华北，再为华东、华中、华南，然后又回到东北。

——摘编自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出于独立军事作战与根据地发展建设之需要，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如由八路军总部测图室调查制印的辽县、黎城、襄垣、武乡四县的分幅路线图，不仅标有四县的聚落户数，还将日军在“扫荡”过程中烧毁的房屋占比精确到每一个村落。1944年绘制的《太原敌军军事设备图》等17幅平面图，均系军区情报侦察人员实地调查密测并编绘成图，可以清晰呈现出日军驻城及矿区、飞机场等军事设置布局。县图是现存数量最多的行政区划图，图上直观呈现了县、区政府驻地、县界、区界、辖村详情等信息。

——摘编自白如镜《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研究》

材料一   1691年，康熙帝宣布停止修筑沿用了2000年的长城，长城内外即成“一体”，即成“一家”。1703年，清朝选择塞外之地创建避暑山庄，每年盛夏之际来此，接见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历经康雍乾等朝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旨在构建国家广阔的疆域一统观，从而在观念上来代替“华夷之辨”。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等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路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施行的不同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在维护中国这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内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王健睿《传统“大一统”思想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统一》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国民政府最初向英国寻求金融借款是在1934年底。为缓解白银外流提出1.5亿英镑的借款，但因数额过大且违反新四国银行团（由英美日法组成）的原则被英国拒绝。出于缓解东亚紧张局势并维护在华英商利益的考虑，英国于1935年2月提出一个由英美日法四国联合对华提供借款的计划，并由四国各自派财政专家赴华考察，但该计划未能完全落实。10月29日，李滋罗斯将借款一事告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询问日本是否愿参与，日方没有立即回复。

——摘编自王钊《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材料二   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拜会英国驻华大使馆中文参事包克本，提出“缅甸云南一线，缅甸境内有拉（腊）戍城至中国边境未经修筑之公路仅一百八十公里，我国云南境内有弥渡至边境亦只三百八十公里”，希望英国“秉援助中国抗战之义，即日兴修自拉（腊）戍至缅交界之公路，俾能由缅直通于中国公路”。11月3日，英国外交部正式授权贺武：“可以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政府与缅甸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修建连接中缅的直通公路。”

——摘编自孙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