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对民间传统歌谣进行了改编与创作。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鼓励大家搜集民歌来填词……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典谱填词。”彭湃将客家山歌“日头出来对面山，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十七十八阿郎返，玉石手锡金耳环”，改编为“日头出来对面山，欢送阿郎去打战，打了胜仗阿郎返，伢爱手枪和炸弹”。此外，广大群众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东方红》，由陕北《移民歌》整理、删减而成。这首革命歌谣抒发的真挚情感，使人产生强烈共鸣，迅速被传唱接受。

——摘编自邓登瑶《革命歌谣的演进历程、鲜明特征及价值意蕴》

材料二   贵州松桃县曾组织师生在街头进行抗日演讲，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以唤醒苗族、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的抗日热情。丰子恺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是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军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曹聚仁描述道：“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

——摘编自郑大华《论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材料一   1933年1月，上海《东方杂志》号召国人想象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写下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我梦想着：此后我真能不再作什么梦想了。”

——摘编自1933年1月上海《东方杂志》

材料二   “领导们问大家，对自己分到的房子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有什么需要。但是我们想，跟过去比已经很好了，还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周围的医院、邮电局、花园、菜场什么都已经有了，方便得不得了。家里用的还是抽水马桶，那可是刚解放啊，全上海人家都还是倒马桶的呢。”

——原上海绢纺织厂先进工作者郑长保回忆1952年首次搬进上海曹杨工人新村的往事

材料三   “在工人新村大道的两旁，守望这欣欣的白杨，风儿挨家奔跑送喜讯……生活啊，长着翅膀在飞翔；多少个工人子女进大学，多少户工人家中挂奖状。多少青年儿女立下大志，走遍祖国四面八方；多少家庭妇女离开灶台，解掉围裙换上工装。谁说古来百家不同姓，这里的家长是亲爱的党……”

——摘编自上海诗人宁宇《工人新村漫步》（写于1957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