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南京）马群镇警戒的时候，我们听说俘虏们被分配给各个中队，每一中队两三百人，已自行处死。七千人的生命（俘虏）转眼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东史郎日记》（日）
材料二：1984年6月,田中正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书中否定南京大屠杀，也为松井石根作无罪辩护。该书出版后，日本右翼给予了高度评价，渡部升一在初版本的护封广告词中写道：“读了此书，如果今后有人仍然再提南京大屠杀，那就只能说他是煽动反日。”
材料三：下列三幅图片反映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杀人比赛
“占领南京前谁先杀死百人”比赛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九联队野田毅少尉（右）和向井敏明少尉（左），《东京日日新闻》对此进行追踪报道。
日军砍杀中国军俘虏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砍杀中国军俘虏“试斩”的照片（日军自己拍摄）
日军在南京活埋中国平民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罗瑾、吴璇冒死保存下来的日军自己拍摄的活埋中国平民的照片
材料四：一位老师在给学生讲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时，引用了她父亲讲给她的一个事例：“当时我7岁，你叔叔4岁，鬼子打南京时，人们四处逃难。你叔叔尚小，就和保姆留在家里看房子。日军砸开咱家大门，保姆被杀，你叔叔右腿被打了一枪，昏死过去，侥幸捡了一条命”。
(1)史料证据按照获取的途径和保存状态可以分为实物证据、文献证据和口传证据三类，请依此对上述材料进行分类。(2)在《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中，田中正明说：“记述历史有一大禁忌，就是绝对不能以传闻（口述）为证据撰写论文或记事。”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3)东史郎和渡部升一都是日本人，但对南京大屠杀一事为何有不同的论定？这说明了什么？
(4)若想证实该教师父亲的说法，上述材料中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请说出理由。
材料一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了在中国西部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基础，准备和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策动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内迁。内迁工厂大多数是当时中国工业界各行业中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管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名牌厂。如内迁民营工厂中大鑫制罐厂、上海机器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华生及华成电器厂等，都是中国近代工业中名列各行业前茅的者。内迁的国营工厂多数是当时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些工厂的内迁，不仅把当时沿海地区的相对来说较为先进的工业设备、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了大后方，更重要的是使大批工业科技人才和熟练技工汇集到大后方，据1941年的统计，内迁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余人。
——摘编自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
材料二 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8月，中央作出了在三线地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大规模建设工业、交通、国防科技设施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全国三线地区共投入2052.68亿元，相当于1953年—1964年投资的三倍。根据1984年普查，在中西部建成了1945个大型企业、科研设计院所。三线建设无论规模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涉及国防安全，三线建设当时不见诸报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内迁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新中国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并不是汉族统治者强迫少数民族“汉化”，而多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汉化政策。此汉族已非华友，而是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混血”的新民族。
——摘编自徐杰舜、杨军《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一体凝聚多元》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是曰领土之统一。”改变过去那种“以四万万人受制于一人，以四大族屈服于一族”的状况，实行“人人自由，五族平等”。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地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尽管国共两党的政见有着根本的分歧，但是在抗日救国的大原则上达成了一致。除了汉奸傀儡卖国贼之外，在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中，没有哪个政党或个人提出中国可以分治。中国人就整体上来说，无论其所属党派和个人信仰如何，认同少数民族和汉族同为中华民族成员的问题已经解决。祖国边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的少数民族，不论在敌后还是在敌占区，甚至在国界之外，都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摘编自胡岩《论中华民族的百年认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汉化政策”的典型事例，并简要说明这一典型事例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有关民族问题的认识。
(3)根据材料三、概括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增强的表现。
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呼吁“过渡时代之英雄”，认为此种英雄应具备冲破旧势力的“冒险性”、过人的“忍耐性”、为国民择一“最良合宜”政体并倡率国民以此途得幸福的“别择性”。1903年，留日学生极力宣扬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认为他“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材料二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对英雄观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对崇拜伟人英雄的西方英雄史观予以批判。李大钊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英雄也需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发挥力量。陈独秀强调，英雄时代、圣人时代已经结束，国家“若不建立在广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
——摘编自黄倩倩《中国共产党英雄观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
(1)20世纪初，随着社会发展，“英雄”一词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对此予以说明。(2)结合中国近代史相关史实，从正反两个角度为材料二的观点寻找依据。（要求：各举一例）
材料一 国民政府最初向英国寻求金融借款是在1934年底。为缓解白银外流提出1.5亿英镑的借款，但因数额过大且违反新四国银行团（由英美日法组成）的原则被英国拒绝。出于缓解东亚紧张局势并维护在华英商利益的考虑，英国于1935年2月提出一个由英美日法四国联合对华提供借款的计划，并由四国各自派财政专家赴华考察，但该计划未能完全落实。10月29日，李滋罗斯将借款一事告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询问日本是否愿参与，日方没有立即回复。
——摘编自王钊《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材料二 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拜会英国驻华大使馆中文参事包克本，提出“缅甸云南一线，缅甸境内有拉（腊）戍城至中国边境未经修筑之公路仅一百八十公里，我国云南境内有弥渡至边境亦只三百八十公里”，希望英国“秉援助中国抗战之义，即日兴修自拉（腊）戍至缅交界之公路，俾能由缅直通于中国公路”。11月3日，英国外交部正式授权贺武：“可以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政府与缅甸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修建连接中缅的直通公路。”
——摘编自孙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英金融借款交涉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时期中英交涉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 缅甸战役是中、美、英三国结成军事同盟后的第一场共同军事行动。早在1939年春，国民政府就向英国提出了进行军事合作的建议，但直到1941年英国才邀请中国共商保卫缅甸的军事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两国代表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正式结成军事同盟。1942年2月，“中缅印军事考察团”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制定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然而，在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上，蒋介石极力反对由英国人指挥中国远征军，在作战战略上，虽然当时英国已经将战略重心由新加坡转移到了缅甸，但是英国最终的着眼点却还在印度，这些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
——摘编自方伟《试论中美英三国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期间的合作与分歧》
(1)根据材料，概括第一次入缅作战前国民政府为争取中英军事合作所作出的努力。(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一次入缅作战期间中英分歧导致的结果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材料：南宋朱熹认为变法“轻用已私，纷更法令，不能兴才教化，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将、始有富国强兵、窥伺边隅之计，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下诬君父，上欺祖宗，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纲纪文章扫地尽废。”
清代末年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他认为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则“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其变法是“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变革”。
20世纪30、40年代诸多史学家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谷城提出变法动因：“一曰外部的压迫，二日内部的贫弱”。范文澜认为变法“急需加强军备”，钱穆提出变法“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
——摘编自何文国《王安石历史评价面面观》等
(1)根据材料，分别评价朱熹、梁启超、近代史学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对王安石变法形成不同观点的因素。
材料 聂耳(1912-1935)，中国杰出的音乐家。他从小就显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先后向其家人及邻居学习民族乐器的吹奏并接触当地民间音乐。在求学时代，他不仅刻苦努力，成绩名列前茅，而且热情投入课余音乐活动。促使聂耳党醒并在政治上转向激进的关键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促使聂耳产生了心理上的危机，他开始思索新的艺术形式。在此背景下，聂耳与同时代音乐家们努力地创造新型的民族音乐。聂耳的“新兴音乐”受到苏依以及左翼作家联盟倡导的批评理论的影响，其音乐的核心内容在于关注现实以及全身心投入社会。聂耳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代表中国革命音乐的巅峰，并为其后的几代歌曲作家充当样本。
——据何稼书（聂耳的“新兴音乐”创作与30年代的中国革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聂耳在音乐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聂耳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发表专著《满洲发达史》，梳理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尤其关注明、清两代，并论证满洲和朝鲜与日本的历史渊源。稻叶认为“满洲种族”是自古以来身份边界清晰固定的共同体，他们世居中国东北，是汉族的“入侵”破坏了他们的自给自足状态。日本东洋学者以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和体质人类学的相关知识为框架，从血统层面把汉满做出绝对的区分，同时以地理板块为依据，认定满族有其“固有领土”，进而有政治上建立现代国家的合法性。
—摘编自冯乃希《中国历史叙述中的民族政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开启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党的“一大”纲领明确规定接纳党员不分民族，倡导民族平等。土地革命时期，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的《宪法大纲》规定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执行严格的民族纪律，争取到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各民族联合抗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确立的各民族“多元一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仅从政治上、制度上保障民族平等，而且通过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增强民族认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容纳了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的共同体。
—摘编自王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野看毛泽东对近代民族主义的超越与重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满洲发达史》中的主要观点并予以评析。(2)从材料二中任选一个阶段，概括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1935年底，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在当前情形下，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在此指导下，中共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摘编自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1919—1949）
材料二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坚持党管武装原则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党的组织、政府、军事和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武装动员体系，并开展与“扩军”相关的辅助性工作，如“双减运动”“精兵简政运动”等。党和军队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将发动和组织群众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兵役动员上注重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树立中共抗日中坚的形象。同时，在征兵过程中“新富农、知识分子、开明绅士的子弟也可送入军队”。1941年5月，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所写的序言中阐述了兵役动员原则：“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
——摘编自刘爱民《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役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兵役动员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