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5年底，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在当前情形下，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在此指导下，中共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摘编自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1919—1949）

材料二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坚持党管武装原则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党的组织、政府、军事和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武装动员体系，并开展与“扩军”相关的辅助性工作，如“双减运动”“精兵简政运动”等。党和军队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将发动和组织群众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兵役动员上注重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树立中共抗日中坚的形象。同时，在征兵过程中“新富农、知识分子、开明绅士的子弟也可送入军队”。1941年5月，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所写的序言中阐述了兵役动员原则：“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

——摘编自刘爱民《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役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