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漫画：张乐平笔下的三毛

材料一   图1为1935—1937年早期的三毛作品之一《爱国未遂》。三毛见宣传画上老虎吞下中国版图，号召孩子打虎，却被警察关进笼子，笼子上书“捣乱分子，特此示众”。图2为1946年《三毛从军记》系列作品中的最后一幅。胜利后的三毛在阵亡将士墓地中，墓地的道路呈现代表胜利的“V”字形。

材料二   当长沙吃紧的时候，宣传队发动对敌宣传，绘制巨大醒目的壁画和日文标语。后来敌人艺术宣传队看到这些画，（日军宣传人员）有若干人被激发了天良而放下画笔黯然回国。由长沙撤退时，国民政府全然不顾宣传队的死活，宣传队只得抛弃了私人物件，背负画稿材料，由田汉先生率领步行撤退。经湘潭到衡山，悲惨情形，莫可言状。这时候的衡阳，因受长沙大火（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的影响，人心浮动，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宣传队抵达的第一天就连夜赶制画稿，于第二天开出展览会，以淡静的工作来安定浮动的人心，收效是极大的。

——摘编自张乐平《我的漫画生活张乐平》

材料一   甘地认为，英国用廉价的大工业纺织品打碎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从饥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中抢走了最后一碗饭。工业文明导致了损人利己的疯狂行为，使人精神堕落。甘地发起了手工纺织运动，提出“纺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在纺着和平、善良和仁爱”“可以为印度半饥饿的半失业的妇女找到工作……并且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给印度人民穿”。

——摘编自彭树智《甘地的农村经济思想及其道德观》等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甘地的报道多是翻译外国文章，对甘地以赞同、景仰为主。

1930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第二阶段开始，中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和旅居印度的学者，撰写大量文章，指出不合作运动中上层只顾自己利益，不同教徒存在矛盾，反英力量分散，无力抵御英国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文章，呼吁印度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只有“破碎‘非武力抵抗’和改良欺骗，革命才能更扩大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将不抵抗比同于甘地的非暴力。有报刊指出“中国的不抵抗主义仿效甘地非武力抵抗何其相像”。西安事变时，西北军打出“我们要做中兴的少康（夏朝君主），不做亡国的甘地”的标语。

1938年，中国报纸报道了甘地捐助中国救护车的消息，称其“为国际社会向中国表示同情之新例证”。1939年，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甘地同情我抗战》，报道甘地呼吁印度全国向“为世界主持正义而战之中国人民加以救济”，共产党《新中华报》发表《可贵的同情——甘地向印人呼吁援助中国人民》一文。

——摘编自唐文权《甘地两次不合作运动在当年中国的反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