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西汉开始，黄河水灾日益严重。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狐子决口，武帝派汲黯（人名）和郑当时（人名）主持堵口工程，但随堵随决。当时外威田蚡（人名）任丞相，因怕治河影响其封邑收成，故劝武帝：“江河的决口都是天意。”受其影响，武帝不再堵口。公元前109年，正好天旱，黄河水浅，武帝终下决心堵口。汲仁（人名）和郭昌（人名）率领数万兵士投入工程，武帝亲临现场。经过一番努力，决口终于堵住，黄河恢复了故道，分两股入海。
——据葛剑雄《汉代对黄河的治理》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仓促建立的治黄体制，是一种双重管隶、三方关联的架构。在形式上，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受第一战区司令部与行政院经济部的双重指挥，以体现战时河政与军政的协调与配合。实际结果则是，治黄责任主体不明，军权、财权、事权各自分离，相互掣肘，黄泛区治黄工程寸步难行，最后还牺牲了河防与民生。
——据张岩《战时国民政府治黄体制的运行及其困境——以黄泛区治黄工程为中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黄河治理当作事关安民兴邦的大事予以高度重视。1950年1月，中央决定把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性机构，统筹全河水利事业。同时，中央政府对黄河的投资不断加大，以1951年为例，仅工程费一项就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的年份还高五十七倍。在水利部和黄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劳动的热情高涨，成效很大。
——据郭书林、王瑞芳《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汉武帝时期黄河治理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泛区治理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提交省府会议决议公布。……经济建设方针凡列十一目，举其尤要者：以民生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即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平均地权，以求达到民生主义之目的；以临全大会及五中全会宣言为根据，确定经济建设之中心政策，为逐渐“实行统制经济，以调节物资之生产消费”，而树立“施行计划经济之基础”；采取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配合发展之政策；以发展机器工业为主，并扶植手工业之生产，以补机器工业之不足。
——摘自《陈诚回忆录》
材料二：在陈诚主政很短暂的时间里,新湖北建设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特别是鄂西建设发展较快较好,为当时后方各省所瞩目。……“政府与人民亦分工合作，人民不能垄断公共事业,政府亦不可侵犯人民应享的权利”分明系统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经济民主的特征。立足抗战现实,新湖北建设从鄂西北着手的务实精神和作风,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务虚”传统的社会更是应该深以为鉴的。由于首先是军人,也由于时代的局限,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缺乏理论性系统性,有些甚或是错误的。……陈诚把经济统制适应范围放大并作为目标模式予以追求而树立所谓“计划经济之基础”,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的。这是陈诚认识上的时代局限,也是政治对于经济的绝对支配与统治的权力政治的魔影在其身上的深刻投影。
——昌文彬《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评介》
(1)根据材料一，归纳《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中经济建设方针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价陈诚关于新湖北建设的主要思想。
1940年6月18日，正当法国处正“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的紧急关头，戴高乐成立自由法国，在伦敦发出“6.18”号召，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6月25日，《申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全面地报导了相关消息。1940年6月26日，《申报》报道：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在此成立后，即有大批志愿兵纷纷前来该会报名投效”。《国家社会报》报道：“我们的真理是与其屈辱，无宁死亡。我们中国现在为自由独立而战，不能不对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同志们表示敬意。”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揭开欧洲最后决战的序幕。《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第二战场开辟了》，指出“我们要以胜利迎胜利，使东西捷报能互相辉映”。对戴高乐反对盟军控制法国行政的原则性立场表示赞赏。1944年11月25日，各大报纸刊载了戴高乐宣布“法国将参加对日作战。我们已经准备执干戈以共同戮力。”
——摘编自戴成钧、吕一民《戴高乐与自由法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戴高乐发起自由法国运动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戴高乐和“自由法国”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反响的原因。
材料一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材料三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并将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部分出来，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主要集中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充分利用国际信贷制度，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1991年4月，基于卫星通信网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开始试运行，这为人民银行更好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谢川波主编《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联总处”设立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发展趋势。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近现代以来金融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抗战前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内地和边疆省份很少，个别省区甚至没有一家工厂。1938年初，国民政府拟定了一个《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规定新的工业基地的地域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确立了以西南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发展战略。当时大后方基本没有什么近代工业，一切从零开始。但为了战争的需要，使后方工业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国民政府拟定了一系列方针措施，决定“将沿海或逼近战线之新式设备迅速内移，督促复工”；同时，制定战时工业发展方针，以军需工业为中心，建立重工业、开发矿产、充实电气事业、奖励轻工业、扶助乡村工业。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等地的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企业免遭日本掠夺，向国民政府申请将工厂迁往内地。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的军事和民用需求，除将一些国营工厂内迁外，对自愿迁移的民族工业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同时还强制一批政府所需要的工厂内迁，大批战区工厂迁住西南、西北地区。
材料二 随着经济的开发和建设，国统区的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大后方新建了很多厂矿企业，工业产品产量也迅速增加。从1937年到1944年，大后方的各种发明和新型专利权共有431件，其中机械、化学专利约占一半，发明和新型的专利权已占主要地位。以民族资本比较集中的部门来看，面粉、火柴比战前增长一倍，棉花、机制纸、工具机则增长2倍以上，某些工业产品，如水泥、酒精、灰口铁均是战时后方增添的新产品。随着大后方经济的开发，国统区逐步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沅辰、桂林、西安、宝鸡、昆明、贵阳、宁雅、甘青等11个业区；建立并初步健全了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电器仪表、纺织、食品等上百种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一个几乎能够自给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胡海梅《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经济开发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视域》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大后方经济发展的原因。(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阐述说明大后方经济发展的特点。
(3)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大后方经济发展产生的历史作用。
材料
时间段 | 时代精神的阶段性特征 |
1898-1912年 | 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它的领导者们对西方传入的新文化的价值不乏积极评价，但仅是在符合孔夫子虚构的方案范围内才给予积极评价。他们是按照儒家文化来理解和评价新文化的，革命家卢梭等人的观点起着作用，是因为他们符合孟子的某些观点，因而是正确的。 |
1915-1920年 | 这个时期是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反传统运动把矛头集中在儒家身上，把孔孟之道与封建帝制，政治复辟联系在一起。知识精英们又从西方新文化中确立一种不同于儒家传统的价值参照，对儒家的批判具有全面性和彻底性。 |
20世纪20年代 | 这个时期对西方新文化采取了一个新的态度：它不是绝对完善的，也只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段。要实现世界大同这一目标，古老东方的思想文化要比西方新文化更适宜些。 |
20世纪30、40年代 | 文化民族主义渐成为一种涵盖广泛的运动与思潮，国统区“新儒家”学派兴起并得以发展；延安也有关于民族艺术形式和“学术中国化”方面的讨论；在重庆和延安都有对“五四新文化”反传统运动不同程度的反省。 |
——摘编自汝信主编、马振铎等著《世界文明大系之儒家文明：孔子和儒家的近代命运》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概括20世纪上半期四个阶段中国知识精英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别指出中国知识精英在材料的四个阶段中对儒家文化所持态度的目的。
(3)综合对上述材料的认识，指出其给予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启示。
材料一：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的代表作《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这个时期欧洲国家大都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给予戏剧家创作丰富的原始材料。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海尔茂升职经理，开除了柯洛克斯泰，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大骂娜拉，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而当危机解除后，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最终断然出走。
——摘编自卢暖《戏剧先贤易卜生》
材料二：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 阶段 | 传播概况 |
| 1915-1927 |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出版“易卜生专号”，胡适和北大学生领袖们翻译并全面介绍了易卜生。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演讲时，第一次提出“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命题的思考。 |
| 1928-1937 | 针对“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命题的思考，不少男女青年离家出走寻找新的空间和探索个人解放的道路。 |
| 1937-1945 | 1940年戏剧家周贻白出版戏剧《女性的解放》，在结尾明确指出：中国女性要想求解放，只有投身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去。 |
——据许由、周梦遐《解读经典：百年回眸易卜生》整理
(1)据材料一，概括易卜生作品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易卜生作品理解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易卜生的作品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追逐商业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因此，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政策，在“中立”旗号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1938年10月， 日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公开抛弃了以前所承诺的 “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如继续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不设法遏制日本，会使西方在亚洲的权益丧失殆尽。权衡利弊， 美国决定给蒋介石政权以支持，从而遏制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远东战略的基点是“不遗余力地防止同日本的战争爆发”。1941 年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此，战胜日本法西斯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不仅需要中国成为它的军事盟友，而且需要中国成为它的一个战时和战后的“忠实的政治盟友”。
——摘编自张瑞静《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把新中国看作是巨大的威胁，1950年2月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公开敌对。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希望破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立场。在外交上，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动员西方盟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在经济上，1950年6月8日，美国决定在贸易限制方面把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等同起来。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形成。1969年入主白宫以后，尼克松一再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并为此做了不少实际的努力。对此，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双方同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高级会谈。这样便有了1971年7月9-11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21-28日的尼克松访华。 经过反复磋商， 两国最终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
——摘编自刘凤瑞《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美关系变化的因素。
材料一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戎装民众作准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杭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苏维埃、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
材料二中国人氏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同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明显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力量迅速崛起，国民党逐渐去失人心。从这个视角看，我们认为有三个问题既涉及抗日战争胜败的全局，又关乎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一是能否把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底层民众凝聚起来，形成抗日的铜墙铁壁；二是能否坚持打赢一场持久战，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促使持久战的有效进行；三是能否把抗日战争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为当时的中国民众指明前途，成为唤起民众、持久抗战的有效激励。
——夏斯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破柱作用论析》
(1)阅读材料概括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政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提出此政策的背景。(2)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涉及抗日战争胜败的全局，又关乎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的三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