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抗日人民政权的建设，始终把廉政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廉洁的政府。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初期，首要目标是扩充力量、扩大武装，而非“阶级纯化”，因而，根据地的阶级成分较为复杂，制度政策尚不完善，干部整体数量不足。根据地的一些干部自身革命意志不坚定，有了思想懈怠和不良作风，违背了廉洁从政规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贪污腐化行为。为遏制贪污腐败与浪费等不良风气，打造根据地风清气正的良好风貌，保持党自身的纯洁性，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采取了多项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摘编自夏文华、孙凡闵《太行抗日根据地廉政宣传的实践及其特点》

材料二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以军事“扫荡”为主的毁灭性打击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军事压力，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一方面，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干部牺牲大；另一方面，根据地面积缩小，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军民的吃穿等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保障。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战胜困难。

——摘编自石仲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核心地位》

材料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入路军军饷，并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从这一时期起，加大完善税收工作，细化税种，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方面的法律，并采取差异化的征税标准，在保证抗战胜利所需物资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负担。边区税法虽历次修改，但在实行中灵活机动、因地制宜、贯彻到位。边区政府按照收入的多少，规定纳税的多少，除少数最贫困的人民免税外，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均须履行纳税义务，税款并未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为抵制倾销，边区政府采取统一对外贸易管理的方式，严禁粮食和能够劳动的牲畜出境；边区税收还配合金融斗争，以只收边币、拒收法币的方式，扩大了边币流通，既回笼了边币又排挤了法币，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中起到了直接作用。

——摘编自丁钰、邹吉德《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