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年60代至90年代中期，清朝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了培养实用的实业人才，先后创立了20余所洋务学堂。各类学堂的招生考试，完全由学堂主办者自行举办。由于当时还没有配套的中等教育支持，最初洋务学堂的生源十分缺乏，学校主要从八旗子弟中挑选生员，或是从科甲正途出身的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质中选拔。民国时期，高校仍享有极大的招生自主权，各高校往往站在自己利益的基础上，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主要表现为高校地理布局极不平衡，很多学校文科的招生规模居高不下。

材料二1950年，教育部发布的新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招生文件指出，高等学校招生可由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部分高等学校联合招生或委托招生。如统一招生有困难，允许部分高校有行招生或单独招生。1952 年6月，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1985 年，中央在招生方面指出，要“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的办法，将招生计划分为国家计划招生（后改为国家任务）、用人单位委托培养招生和自费培养招生三种办法。

——以上两则材料均摘编自樊本富《中国高校自主招生研究》

材料一 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他希望通过西方教育，使贫穷、愚昧的中国得以复兴。容闳的主张得到了洋务派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两人奏请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留学事宜。留学生派出时并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1872年，容闳任学生监督奉命率首批幼童 30人赴美留学。到 1880年，留学计划突然终止，幼童们被斥为“腹少儒书，德性未坚”、“沾染外洋恶习”，被召回国，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就此夭折。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众多的近代知名人物。

——摘编自卫青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材料二   1949年初，侯祥麟与留学生中的一些进步学者，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一年的时间里，在美国各地发展分会32个，他们定期举行活动，争取广大旅美学生回国。1949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同月1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国家郑重邀请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归国途中在香港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以激情的语言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据统计，从1949年8月到50年代末，由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多达2500人。

——摘编自熊华源《新中国第一波留学生回国潮》

材料一   美国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将主权划分的既能使组成联邦的各州继续在一切与本州的繁荣有关的事务上管理自己，又能使联邦所代表的全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整体和满足全国性的需要。联邦政府的义务和权利是简单而又容易界定的，因为联邦的结成就是以解决某些全国性的重大需要为目的的；而各州政府的义务和权利就复杂了，因为州政府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当国家遇到重大危机时，从联邦和州政府这两大权利主体的角度看，联邦政府插手原本属于州政府范围内的事务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州政府需要依赖统一的全国性的联邦政府协调各州出现的关键问题，也需要来自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政府补助。最终结果是，州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常规，而联邦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例外。

——摘编自托克维尔（法）《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既受革命战争年代的影响，又受苏联经济管理模式的深刻影响，当时人们有一个共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统一，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能。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不仅设立了一系列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对此，周恩来强调：“现在，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和集中领导，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当时有人作了一首八行押韵诗，归纳了这一政治制度的正确功能：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1953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委员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创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