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朝推行较为开明的治边政策。唐王朝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以各边疆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并在众多的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为了维护辽阔边疆地区的安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军、城、镇等皆有使职专领，都有兵力配备，并可随时调派边疆民族军队作为补充。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边疆民族总体上讲是以怀柔、招抚为主，采取和亲和册封政策，以改善或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为了巩固对边疆的统治，唐王朝也采取了积极开发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等。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边疆施政纲要》，提出了边疆治理和边疆开发的方略。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国民党政府在边疆治理上都不注重族际治理，而是采取区域治理的方式，从而逐步构建起个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取代了长期存在的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但是，国民党政府在边疆治理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摘编自周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三   中国边疆治理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治理边疆的新理论和新战略。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

——摘编自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材料一　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紧接着他按动了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同时，乐队奏起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鸣28响……

——《历史上的今天》

材料二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在这七年中，我们先用三年的时间……巩固了人民政权。紧接着，又用四年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下，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进行了156项重大工程建设……到1956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工农业协调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兴旺局面。

——摘编自周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材料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从思想和体制上扫清了障碍，自 1952年秋开始，高等学校展开了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核心的教学体制改革。通过这场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建立起了依据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按照专业培养人才的教学体制。实现了对旧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起起了新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体制，但在此过程中发生过两次较严重的忙乱现象。1953年7月，高等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决议要求：要诚心诚意地、踏实地学习苏联，领会苏联经验的实质，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当前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运用苏联经验。

--摘编自赵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教学改革中学习苏联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即使它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而且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摘编自《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材料二   如果做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难以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这一错误不可避免地使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民主方法来解决……从而混淆了国体民主和政体民主，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国体民主上，而忽视了本应是重点的政体民主建设。与此相适应，党的治国方略、方式就不是与法律化、制度化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的“依法治国”，而只能是适合阶级斗争的“政策治国”。……以上三方面交织在一起，相互强化，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

——摘编自《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及启示》

材料三   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材料一   纵观我国两千余年粮食生产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粮食生产始终囿于小生产的手工劳动水平，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但也必须承认，由于历代农民的辛勤劳动，在小生产手工劳动范围内，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农民们逐步地实行精耕细作，扩大复种指数，提高亩产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的道路。

——摘编自郭松义等《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

材料二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增加约8倍。上海是主要粮食进口地区。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自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据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用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1995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多。目前，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均380公斤左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人均肉类产量41公斤、水产品21公斤、禽蛋14公斤、水果35公斤、蔬菜198公斤，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增产的谷物中，中国占31%的份额。

——据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粮食问题》（1996年）

材料一   周朝建立后，以血脉等亲疏关系为纽带，分封了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在周礼和周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形成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族雏形。来自东夷部落的秦人先祖，在发展过程中空间受到挤压，迁往西陲之地，与西戎各部落经过长期的冲突、交流、融合，新的秦人逐渐形成。秦人在崛起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到夏、商、周以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同时还不断吸收了四周戎狄部族，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春秋战国以降，周天子式微，诸侯征战不断，客观上加强了各诸侯国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摘编自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   君主专制确立后，最高统治者希望尽量加强中央集权，而弱化地方权力：尽量简化行政层级，而不设高级政区（无法简化时，即尽量使之不享有完全权力，成为“不完善的政权形态”）。但是……事实上中央集权往往与地方分权主次兴替，相间而存。即便在理想状态下，中央集权也不得不建立在地方适度分权的基础之上。

——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1948年4月30日）

材料一   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里，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而且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

——摘编自【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材料二   如果做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难以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这一错误不可避免地使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民主方法来解决……从而混淆了国体民主和政体民主，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国体民主上而忽视了本应是重点的政体民主建设。与此相适应，党的治国方略、方式就不是与法律化、制度化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的“依法治国”，而只能是适合阶级斗争的“政策治国”。……以上三方面交织在一起，相互强化，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

材料三   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材料一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向美国和欧洲分批派遣留学生，总计200余人。留学生侧重学习军事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各门专业知识。多数人回国后凭借西学专长，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和任用，如严复、詹天佑等。

——摘编自《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材料二   甲午战后，赴日留学出现高潮，到1905年，留日学生达8000余人用兵中多为自费。在孙中山发动反清革命中留日生成为骨干力量，辛亥革命时留学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邹容、黄兴等。民国时期，从世界各国归来的留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而且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

——摘编自《百年留学潮与中国现代化》

材料三   1949年12月，在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动员国外留学生早日回国，统筹解决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和生活安排。50、60年代，2500多名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国效力，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如邓稼先、钱学森等

——摘编自《中华留学教育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