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53—1957年政府先后8次发出指示，改变自由迁移政策，为控制城市人口现模，限制农民进城。195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出限制性政策，全体公民被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粮油供应由国家解决，从而形成了与户籍相关联的社会福利制度。1982年1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1984年1月中央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0月，出台政策规定，凡申请到集镇（指县以下集镇，不含城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公安部门应办理入户手续，除口粮自理外，其他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据统计，1984—1990年全国共计有500万农民落户城镇。2016年相关政策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

——摘编自郭东杰《新中国70年：户籍制度变迁、人口流动与城乡一体化》

材料二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发展，催生了城市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1979—1992年，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从17.6%上升到23%、12.6%上升到26.9%。1978—1999年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至30.89%。2000年以后，政府逐步放宽并改善农民工的进城条件，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居民平等共享城市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据统计，2000—-2016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50%下降到27.7%，城镇化水平提高至57.35%。1978—2016年，中国年均劳动力利用效率提升15.6%，并且提升幅度在逐年增大。

——摘编自张广胜、田洲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变迁、贡献与展望》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