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指出，“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却都好像淡焉若忘，不加深究”。“特辑”明确规定讨论的重点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保障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种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步骤怎样？

在讨论文章中，杨幸之等人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有人主张采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张素民提出发展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在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对私人企业进行节制。“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引发了社会对现代化的持续关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刊物也刊发了相关文章，其中不乏对苏联社会主义和“一五计划”的介绍。

——摘编自耿凡《八十九年前有关“中国现代化”的一次讨论》

材料二   1954年，我们党首次提出了以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为主要内容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明确下来。1979年，邓小平首次把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我们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摘编自牛先锋《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达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以西方各国合作法令为蓝本的《合作社法》。其中规定，“凡年满二十岁”“有正当职业”的“中华民国人民”均可入社，但“破产”者不得加入。同时，入社必须缴纳定额股金且必须对合作社的财产损失负连带责任。对于农村的合作事业，国民党人曾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救济弱者”“复兴乡村”“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起的农业合作运动最后却出现了“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

——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等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后，广大个体农户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村进入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办成了个体农户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依赖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规模效益修建的。1954年起，全国逐渐建立起供销社。供销社一方面要及时保质保量地向农民供应各种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以有益于农民的价格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增加了农副产品购销的统筹性，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

——摘编自吴淑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用及其启示》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材料一   英国是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开创了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市场机制自发推进工业发展的市场化内生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通过纺织业走向全面机械化、工业化的道路……。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财产和合同的法律，如《人身保护法》《货物买卖法》等，建立起保护消费者的商品检验制度和价格控制制度，制定保护投资者的《取缔证券投机法》，建立起保护劳动者的评定工资制度、工厂法和济贫法。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依靠让农民广占耕地，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农业的全面机械化推动了美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既为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促使农产品加工业一度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制造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又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美国日渐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强国……当然，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也一度产生了社会及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为世界工业化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周宇《论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直到1957年2月，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仍然强调向苏联学习。他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选择的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短时期内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摘编自公茂虹《向苏联学习工业化建设》

材料一 明末清初，川渝地区天灾战乱不断，出现“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状况。清初从顺治到乾隆时期，政府鼓励移民入川，“无主荒地，听凭百姓垦种，永占为业”“荒地耕种，十年起科”。据统计，清初重庆府人口约2—3万，到1820年已达230余万。重庆府初耕地从1671年12.4万亩，到1728年达1259.76万亩。期间红苕、烟草伴随移民传入，形成“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的格局。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川渝后，在元、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深入互动。

——摘编自周勇《“湖广填四川”与重庆》

材料二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引发全国各界向西南大迁移。到1940年6月底止，内迁民营厂矿共452家，内迁设备12万多吨。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重工业资本约占50%，改变了战前轻工业占优的状况。内迁重庆高校有中大、复旦等31所。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到124.5万，内迁人口包括有政府及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文化名人、学生、产业工人以及其他难民。随迁渝者日众，饭馆内苏（州）常（州）式的小馒头、汤包也都成为常见食物了。

——摘编自张瑾、龙海《抗战内迁大移民》

材料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1964年国家定位把重庆地区“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1965年开始从沿海内迁了大批企事业单位，随迁的包括管理人员、熟练技工、科技人才等。经过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努力，重庆逐渐建成以重工业为主体、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摘编自田姝《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