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把所有经济机构都定位于为战争服务，逐步使经济行政机构集中归行政院管辖。各主要经济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与此同时，政府组织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内迁。截止1938年底，迁到大后方的工厂达304家。这一大规模的内迁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壮举。

——摘编自支绍曾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

材料二   “一五”计划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周恩来等主持编制的。该计划一面编制和开始执行，一面继续讨论修改，至1954年9月基本定稿。“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一   从春秋战国到南宋末年，城市人口由15.9%上升到最高峰的22%，最大的城市规模也由二三十万人不断上升到250万人。人口虽然增加了，但增加率不高；而在同一时期，耕地面积略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也有相当幅度的提升，粮食生产能供养这些非农业人口。江南地区正是当年的农业高产区，加以水道分布理想，运输便捷，到了南宋，这种发展趋势达于顶点。南宋以后，人口快速增加，耕地虽然也扩展了一些，但远远追不上人口之增殖。农民可能供养的非农业人口之比重便随之下降，也因为余粮率之下降，每个大城市必须扩大其采集余粮的地理范围，运粮成本上升，最后终于达到极限。到了19世纪上半叶，城市人口比重已降至6.9%的谷底。19世纪40年代五口通商，从此开始中国与西方各国密切接触，各大商埠相继开辟，城市内的现代工业逐渐兴起。大量的洋米洋面可以从商埠进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赖本国农业部门的粮食供应，余粮率所形成的制约减弱。到了19世纪末，城市人口比重已回升到7.7%。

——摘编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材料二   1955年，国务院公布了市和镇的设置标准：凡常住人口2万人以上的居民点被列为市；2000人以上而同时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列为镇。中国推动的五年计划以及国家城市发展策略都建基于这些市镇单位。自1955年的设市标准实施后，至1957年，全国城市增至179个，其中71个是新设的。新市大都位于内陆省份，是依赖本地资源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工矿企业为依托的新建城市，如包头、克拉玛依、白银、兰州、大同等。在沿海地区，有23个原城市被取消了城市地位。这些发展体现了新政府由沿海转入内陆的新的工业化空间政策，城市发展动力在空间上出现变化。1949到1957年间，城市化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比率亦由10.6%升至15.4%。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