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互应变量，至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政治范围内，包括政权的性质和行政的结构；经济范围内，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力和资源的分配；文化范围内，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组织；社会范围内，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尤其注重精英阶层的作用。这四个方面交叉影响，互相制衡，总的结果呈现为复杂共同体本身的强弱、盛衰和聚散。

——摘编自许伸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三   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指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的基础”。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摘编自岳从欣《中国共产党关于“四个现代化”提法之历史考察》

材料一     雍正时期,各地奏请开矿,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下达“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等命令;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的矿产,则由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1872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上海各工厂“曰需外洋煤铁”极多,“可忧孰甚”。他建议清政府“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清政府采纳李鸿章建议,决定先在部分地区试办“开采煤铁事宜”。

——摘编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等

材料二     新中国“一五”计划指出:“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它的勘探进度,资源供应的保证程度,是合理地分布生产力、建立新工业基地、正确地规定工业建设计划的先决条件。”为此,国家要求“有计划地展开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加强对某些从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以及在地区上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材料   古代希腊、近代美国、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