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合作社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美国农业部统计，2012年美国农产品总量的80％以及出口农产品总量的70％均来自农业合作社。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合作社正是由拥有农场所有权的农场主在非营利的基础上为提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服务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是自有自享的法人团体。美国农业合作社类型众多，主要可分为供销合作社、服务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三类，美国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形成了“新一代农业合作社”。在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立法、资金、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给予农业合作社很大的支持，同时美国还有比较完备的农业保险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和私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种类多样的农业保险，大大降低了农业合作社的市场风险。

——摘编自赵冉、苏群《美国、日本农业合作社发展特点及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继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运动使中国在基本还处于半封建的状态下，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胡绳所说：“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我国在引导农民由个体经济转向合作制经济的时机选择上并不成熟，加之在运动中注入了太过明显的政治因素，以致合作化运动中一再产生重大偏差，但是这并不是合作制经济本身的问题……并不代表着合作制经济本身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恰恰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总结历史教训的关键点，也为我们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建立农村合作经济提供了诸多启示。

——摘编自张勇《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思与启示》

注：材料出处中“建国”应为“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文，故不做改动。

材料   1956、1992、2004年中国省级工业空间分布结构示意图

——据程坚《中国工业的空间结构》

注：颜色深浅代表省级工业集中程度，黑色区域是工业综合指标排名在前六，且工业产值比重大于5%，工业集中指标大于5的省份。

材料一   英国是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开创了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以市场机制自发推进工业发展的市场化内生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通过纺织业走向全面机械化、工业化的道路……。在其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财产和合同的法律，如《人身保护法》《货物买卖法》等，建立起保护消费者的商品检验制度和价格控制制度，制定保护投资者的《取缔证券投机法》，建立起保护劳动者的评定工资制度、工厂法和济贫法。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依靠让农民广占耕地，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农业的全面机械化推动了美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既为工业提供了市场，也促使农产品加工业一度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制造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部门，又为美国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美国日渐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强国……当然，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也一度产生了社会及生态环境等突出问题，为世界工业化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摘编自周宇《论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直到1957年2月，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仍然强调向苏联学习。他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选择的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在短时期内对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摘编自公茂虹《向苏联学习工业化建设》

材料   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状况，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甚至是相互博弈的产物，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经济状况、信仰方式等诸多因素。因此，严格来说，一国民主政治的具体形态只能在各种主体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达致。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应当看到民主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有代议民主，也有协商民主，有直接民主，也有间接民主，还有其他类型的民主。民主的不同提醒我们，要以差异、共存的思维看待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梦是对中华文明的现实坚守和未来进行的想象与憧憬，这样的中国梦，显然不是“宪政”一词可以概括的，不是“宪政梦”可以指代的。

——摘编自喻中《“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初，中国的土地和资产掌握在少数地主和资本家手中，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年，以东北地区为主，增加了重工业的投资，抢修和新建铁路、公路，发展邮电通讯和水利事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摘编自史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材料二   随着远东形势的发展以及杜鲁门政府有意将对华贸易管制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援助直接联系在一起，1950年7月10日，英国内阁授权英国贸易委员会停止须发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许可证。从1951年到1952年，内地贸易在香港贸易输出额中的占比从35.96%下降到17.85%。1952年民间自行成立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中国开展贸易。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代办所承担的任务不仅“包括建交谈判，但同时却又须代表政府处理我国在英的侨务和商务问题。”

——摘编自吴浩、刘艳斐《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