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5年创意文化园”是由沈阳重型机械厂的一个废旧车间改造而成的。沈阳重型机械厂始建于1937年，前身是满洲住友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奉天工场，作为资源贫乏的岛国，其建立初衷是为了便于日本掠夺中国东北地区资源，以实现其对外战争的目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3天后苏军接手该厂，并将厂内有用设备拆除送回国内，致使生产停滞。其后国民党政府虽对该厂进行建设，但复产缓慢，直至东北地区解放后，才使其重获新生。建国伊始，为了应对国内外环境，沈阳重型机械厂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并取得了诸多成就：在这里曾经炼出新中国的第一炉钢水，并创造出四十多个“共和国第一”。但是作为国有企业的代表，沈阳重型机械厂也有过艰难时期。在1996年沈阳重型机械厂进行改制重组，最终再次焕发生机。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农村治理路径明显变化的60年，最能反映这场变革的是农村治理方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是一个分散的乡村社会，国家就借助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把家庭从旧的地方束缚中部分地解放出来，开始了由互助组和初级生产合作社到建立新联盟的过程，初步建立乡、村基层政权，呈现乡、村政权并存。国家在农村诸多力量博弈中的全面获胜则以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实施为标志。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农村社会的治理转向村民自治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国家的行政管理权收至乡镇。乡镇以下的村则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级公共事务由本村村民自我管理。1982年村民自治写进了宪法，自1983年到1985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的性质和地位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

—摘编自戴玉琴、高广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治理模式变迁的路径、影响和走向》等

材料

1889年，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通过决议，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五一”劳动节。表5体现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一”劳动节的重视。

材料   1950年6月，中央重工业部计划司发布《国营工业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与方法》，明确提出工业经济计划需要包括七个部分，强调“所有一切与生产及建设相关的全部经济内容都包括在内”。政务院先后成立了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工业管理部门。

在“一五”期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直接下达计划指标的产品由1953年的115种增加到1956年的380余种。而“计划一经批准，一般不予修改”。1953年10月，财政部下发《关于编制国营企业一九五四年财务收支草案各项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燃料、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等各个部门所属的国营企业“基本建设支出，技术组织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及各项事业费，均属经济拨款之范围，应悉数列入财政收支计划‘预算拨款’的有关项目内”。在具体实践中，1951年至1954年，国营企业的定额劳动资金由财政和银行分别供应，1955年至1957年则实行国营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计划定额全部由财政拨款的制度。国营企业从原料供应、要素价格、生产过程、财务重要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

——据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   1938年，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成立，学院创办之初，坚持教育与耕作相结合，讲授自然科学的生产技能，以应付生活困难问题。广大师生充分发展了劳动活动的能力，获得知能训练（帮助个体提高智慧能力的训练方法）和经验以创造新生的环境。鲁迅艺术文学院带领学生开荒种地，在自力更生的劳动中逐步展开了教学活动。1940年，鲁艺学员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共翻地616.5亩，播种谷子190亩，种黑豆25亩，种洋芋155亩，种玉米、豆角13.2亩，种树690株。在教育与耕作的结合中，广大师生进一步培养了劳动品质，丰富了创作源泉。

——摘编自于欣《延安时期高校劳动教育演变研究——以延安时期四所高校为个案》

材料二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提出将“五爱”作为我国公民的公德，“热爱劳动”就是其中之一。1950年6月，北京农业大学创办“农耕学习班”，学校中的15位教授、讲师、助教组成工作团到东北垦区指导工作并总结部队生产的经验。1950—1952年，华东区12所高等工业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实习，在厂矿企业生产实习中获得很多实际知识，对所学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大连工学院等学校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在参加生产实习后有显著进步。1954年暑假，北京市发动16所大学和6所中学，参加苏联展览馆挖湖工程的义务劳动，共挖土约5542立方米，完成全部工程的一半工作量，为国家节省成本高达2100余万元。

——摘编自苏琼《建国初期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历史演变研究（1949—1965年）》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因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等重要文件，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合作社。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已有社员1.5亿，供销社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快速推进，1951年成立互助组，1953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建设，1957年后，人民公社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

——摘编自彭远国《中国供销合作社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

材料三   1984年，供销合作社在恢复“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了以“全民”变“集体”，“官办”改“民办”为核心的改革，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农村商业网点。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并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我国的供销合作社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摘编自张希深《中国供销社发展研究史》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是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自由放任”指引着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先是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率先在农业上实现了商品化生产，农业的先行发展使人口得以持续增长。为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充足而又康价的劳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加上广大世界市场的开辟，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蒸汽机的发明，正式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技术革新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了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通过产业结构演进进行工业的不断升级。对英国人来说，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是浑然一体。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时，轻工业阶段向重工业阶段阶梯化渐进，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为工业萌芽提供有利的条件。英国还重视完善、改进立法与社会制度，为工业化发展深化保驾护航。

——摘编自张丽娜《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经济成为社会事业的核心任务，工业化道路始终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整合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乱象，通过“一化三改”，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党逐渐认识到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应该按比例协调发展。面对新中国成立时百业待兴的局面，我国工业化道路探索主要是借鉴苏联经验，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我们也看到苏联工业化道路发展的弊端。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提出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断创新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把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创新相结合，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兴国、科教兴国以及创新型发展战略的提出。在工业发展中，既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GDP的高速增长。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主张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和中国人民利益的。

——摘编自孙民《中国共产党开创工业化道路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材料一   据统计，1953—1955年，在内地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55.3%，新建企业投资的73.9%。一批新兴的工业基地，如武汉、西安、兰州、太原、包头、洛阳等正在形成。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6.9%下降到1956年的48.7%，工业由43.1%上升到51.3%，其中轻工业由27.8%上升到29.6%，重工业由15.3%上升到21.7%。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由64.5%下降到57.6%，重工业由35．5%上升到42.4%。一些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也能够生产了，如各种异型钢材、造船用的钢等等。

——摘编自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05》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对外贸易工作围绕“一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有计划地积极扩大出口，并大力组织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工业器材和原料以及其它重要物资的进口。为了广泛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特别是促进中国同西方国家贸易关系向正常化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对策和措施。至1957年，对外贸易工作在积极加强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不断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过程中，得到较快发展。仅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就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11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

——摘编自《当代中国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