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罗马从建国开始，便与殖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传说罗马城便是由殖民者建造的。早期罗马殖民地多位于具有较高战略地位的边境地区。至共和国后期，殖民地开始被用于安置雇佣兵团体和解决国内部分的土地问题，以争取雇佣兵和公民的支持。殖民者一般由罗马公民、拉丁人、土著贵族以及亲罗马的蛮族殖民者等构成。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越来越多地把罗马公民殖民地或拉丁殖民地的权利和称号赐予外省的城镇，行省的罗马化。罗马殖民范围可以说：罗马的疆界有多大，罗马殖民地的分布范围便有多大，哪里有罗马的军队，哪里便有罗马的殖民地。

——摘编自刘佐《略论古罗马的殖民问题》

材料二   15世纪末，葡萄牙的海外探险为殖民扩张提供一个新世界。随着西欧在机械和工业能力、武器上的优势以及在海上冒险技能的提升，使“各个民族分开的历史熔合成全人类单一的经历”成为可能。在这一连续的过程中，因为有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注入而改变了性质，成为以攫取原料、市场为特征的近代“殖民主义”。

——摘编自王立桩《中世纪拓殖运动与近代殖民扩张关系初探》

材料   早期大多数罗马人一日三餐相当简单。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早餐，不吃早餐的罗马人屡见不鲜。肉在罗马人的餐桌上是比较奢侈的东西。这时民众的主要饮料同样是水，有时人们也会喝葡萄酒，但是通常会掺上几倍的水。烹调器具大部分是用粗陶所制。罗马家庭没有专门的厨房、餐厅，就餐时坐在桌子旁，伴有祭祀神的仪式。

共和国末期，罗马在地中海地区扩张，被征服的行省向罗马缴纳赋税，罗马也深受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影响。水果的种类增多，东方来的柑橘也成为了他们常吃的水果之一；随着农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肉成为了罗马人的普遍食物；面包的种类增加了，还特别讲究烘焙技巧；他们根据参加宴会宾客数量的不等设置规格大小不一的餐厅，餐厅中不仅那些摆设器具及其讲究，就连墙壁都绘有各种壁画或是镶嵌各种好看的图案；私人宴会、宗教宴会、节日宴会等各种宴会频繁举行，而且宴会中主人都及其讲究排场，就连吃饭的姿势也由原来的坐着变成斜躺着，享受完美食后有酒宴，整个宴会还有娱乐活动助兴。

—摘编自田丽霞《试论共和国末年罗马人饮食文化与社会现状变迁》

材料一：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元初的行省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行省制度基本定型，行省也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行省作为从中书省“分”出去“治外”的机构，因而获得了与中书省一样相应集中的权力。总体而言，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元朝的行省也从北方推广到南方，且在南方体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就中央与各行省的关系而言，我们很少看到双方发生权力冲突的材料，相反更常见的却是中央责令各行省充分发挥自主权。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这些人几乎全都属于皇帝（大汗）的世仆家臣，皇帝可以比较放心地对他们“委任责成”。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

——摘自张帆《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

材料二：罗马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行省管理体制，在所征服地区建立行省来统治当地人民。帝国的建立不但可以得到更多的领土和人力资源，而且还能获取更大的财政收入。韦斯帕芗元首时期（69—79年在位），仅埃及一地上缴的税收就超过了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27一公元14年在位）罗马国库一年税收的总和。行省总督拥有该行省的军事、民政和司法全权，这就为行省总督滥用职权，横行不法，搜刮钱财，提供了便利条件。帝国时代，恺撒、奥古斯都对行省的治理加以改革和监督。比如，授予行省的居民罗马公民权，有了公民权可以上诉，总督就不能随便制裁行省的居民…另外，皇帝经常到各个行省去巡视。罗马人还采用其他的一些办法，致力于将其文化输出到行省，让行省接受罗马的文化，即我们通常说的罗马化。罗马扩张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公民权是相对开放的。那些被征服地区的上层，或者是有些没有被征服地区的上层阶级移居罗马，成为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权相对开放，能够吸收很多的外人，但也破坏了罗马城邦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即与氏族血缘关系有联系的具有闭塞性质的罗马公民集体，最终导致罗马城邦走向崩溃。

——摘自晏绍祥《古代世界文明的扩张与帝国治理》等

材料一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与谋议。后来在上层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中失败入狱，永元四年（92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班昭对于《汉书》的功劳是不能泯灭的，她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才华的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吴树平《二十四史简介》

材料二 《伯罗奔尼撇战争史》植根于希腊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沃土。作者修昔底德的历史观，与智者派提出的大部分观点相一致。……历史学家L·罗斑说他是智者派的学生。修昔底德受智者派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用怀疑的态度对待前辈和史学传统。他在著作一开始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时，就批评希罗多德、狄奥尼修斯等前辈史家，认为历史学不应取悦流俗，而应该描述历史真实。第二，从人事活动出发来叙述战争过程，他在著作中引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他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用以垂训将来。第三，写作中吸收了智者派的演说、修辞手法，而且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

——摘编自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