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公民人人参与政治，人人关注政治，人人思考政治的氛围。虽然古希腊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但是开启了西方民主共和制的源头。文艺复兴使西方人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人们开始思索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试图通过对权力来源、权力失衡的思考以及对各种政体的比较，寻找到一种理想的、普遍适用的民主政体。洛克在《论政府》中指出：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主权的真正拥有者。孟德斯鸠则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三权之间必须相互制约和平衡。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经典性理念。

——摘编自何越《西方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权利法案》,从法律层面巩固了这场非暴力革命的成果。该法案中写明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事有选举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简单地说，该法案确立英国议会为英国最高主权代表，废除了君主个人专制。17世纪是英国的革命年代，最终以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画上句号。“光荣革命”更换了英国人不喜欢的国王，其他的制度性变革是在此之后一点一点完成的，英国迈上了渐进平稳改革的道路，而且再也没有爆发过暴力革命。

       ——滴编自刘成《从革命到革命》

材料       

——摘编自曹承杰《亚历山大和屋大维》

材料一   波斯帝国的交通网络由主要城市之间的御道和连接各地方村镇的普通道路组成。御道作为交通网络的主要干线，沿途所建驿站的位置均保持相等的距离，利用信使和专门挑选的快马传递信件，优质的道路建设和维护使得军队等大型往来人员均可通行。普通道路往往较为狭窄，沿途所建驿站的位置并不等距，很难在暴雨等极端天气过后保持畅通。无论是御道还是普通道路，波斯帝国都会定期派巡查员检查道路情况，清理路面上倒塌的树木和其他妨碍正常通行的因素。波斯人的道路系统并不对民间商人开放，所有执行公务的人员在各级道路往来通行时，都需持有国王或地方总督签发的旅行许可文件。文件中一般会标明出行人数、目的地以及人员车马在驿站中所得补给的种类和数量，有时还会特别标注该许可文件在旅途往返均可使用。

——摘编自李智《从苏美尔到波斯：古代西亚驿路体系的发展与特点》

材料二   元朝政府建立了遍及全国的驿站制度，水陆站共计1500处左右。驿站以大都为中心，沿着几条交通干线，一直通达各边疆地区。忽必烈统治时期，在蒙古帝国驿站的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之内实行驿站制度，以元大都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贯通东西、南北的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过往的使臣或传递情报者持圣旨令牌可换乘铺马。元朝的驿站具有为元朝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商业、宗教、文化服务的多重功能。元朝的官员、王公、驸马，中外使臣均可利用驿站。元代的驿站制度，在合理的距离内，在适当的地点设立站点，通过一系列的站点将交通线路连接起来，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驿站交通网络。元代除驿站、急递铺之外，还有运输货物的递运站，分为马运、水运和车运等不同交通方式。

——摘编自乌云高娃《元代驿站、客馆的建设及经济文化交流》

材料一   罗马起初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城邦，生存空间十分有限，战争就逐渐成为罗马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对迦太基的战争期间，政府向罗马人借款以支付巨额战争费用，然后以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赔付。消灭了迦太基，罗马逐渐向地中海东、西部发展，开启了并吞希腊世界的活动。到了帝国时期，穷兵黩武仍然是罗马存在的常态。所以罗马人认为边界就是要使敌人恐惧。对于日耳曼人和帕提亚人等，不能对等与之谈判和平，而必须是由罗马赐给他们和平。用金钱求和，更被认为是耻辱。在图拉真统治时期，罗马军力进一步下降。但罗马因不满意于之前要向达契亚交纳钱币以换取和平的协议，还是发动了对达契亚的战争；最终将达契亚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

材料二   汉朝建立后，高祖的注意力仍然是要扫平割据的中原诸国，当时驻守在代的韩王信投降匈奴，信的部将也和匈奴联合，所以才出兵击匈奴。尽管凭借完善的财政管理系统，由编户齐民组成的汉朝军士在组织、装备、物资力量等方面要胜过匈奴。但是，从高祖到武帝初年，汉对匈奴采取的是防守政策，希望以长城为界，双方各保平安。只有在汉武帝时有一段主动反击的时期。对于打胜仗的将军，也没有像罗马那样大张旗鼓地歌功颂德给他们修建凯旋门、纪念碑。总之，西汉一代的边防政策，遵守着“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原则，这与罗马是完全不同的。到了东汉，南北匈奴分裂，方才出击，打败了匈奴，免除了匈奴对中原居民生产的骚扰破坏。

——摘编自马克走垚《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

材料一   大秦国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正面呈现始于两汉，魏晋之际达于极致。《后汉纪》《后汉书》等记载的大秦:大秦国一名黎轩，“在海西”,为西域诸国之一，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石为城郭，周圜百余里，城中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谷食常贱，国用富饶，而无盗贼寇警。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其人皆粗长大，平正若中国人。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确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我们不难发现，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稍加比对，汉晋中国依据间接获得的罗马信息而建构的大秦形象存在明显异化和严重变形。

——摘编自庞乃明《亦真亦幻大秦国:古代中国的罗马帝国形象》

材料二 在古代西方人憧憬的超远国土中，“丝绸之国”似乎是他们尤为钟情的对象。古罗马地理学家梅拉认为，“从东方出发，人们在亚洲遇到的第一批人就是印度民族、赛里斯人和斯基泰人。赛里斯人住在临近东海岸的中心”。思想家卢西安宣称，“赛里斯人甚至可达300岁的高龄，有人说整个赛里斯民族以喝水为生。”史学家马塞里努斯认为，“塞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气候温和，空气清洁，舒适卫生。赛里斯人习惯俭朴，喜安静读书以度日，不喜多与人交游，物产丰富，无求于他人。虽随时愿将货物售于他人，然绝不自他人有所购买也。”直到13世纪末，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为西方人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之前，中国形象始终停留在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阶段。

——摘编自邹雅艳《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