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一   古代雅典人非常重视发展体育、德育、智育、美育相结合的体育教育，其目的是把奴隶主子弟训练成身强力壮的武士，使他们成为有一定知识的上层统治分子、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和有较强理论水平的政治家、雄辩家。他们在身体练习中，逐渐形成既强壮又匀称的优美体型，他们认为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中，只有健美的人体才是最匀称、最和谐、最庄重、最完美的。所以，他们把人体的健美看作是美的最高标准，并在社会中形成了崇尚肢体美和追求健美的风俗。许多神的艺术形象也都是具有发达和匀称肌肉的健美人体，如太阳神阿波罗、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等都是按，照当时最理想的健美人体来塑造的。

——摘编自孙方旺《斯巴达与雅典体育的异同及启示》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十分活跃，武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张之江建立中央国术馆，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国术馆，国术馆对当时武术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对体育运动赛事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对于提供兵源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体育锻炼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这可以使人们在战争中更好地生存下去。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当时的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筝一些国内知名学校开始迁到云南以及四川，这些学校不仅在校内自行组织体育活动，也会在学校之间、区域之间举行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活动使得体育在社会之间的传播更为广泛。

——摘编自陈茂春、刘中强《晚清民国时期学校体育思想演变（1840—1949）探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体育始终走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为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促进体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70年来，我国与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体育友好关系，与100余个国家签署了双边体育合作协议，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及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对外工作不断深化，体育成为“元首外交”的新亮点。国家主度习近平亲力亲为，通过体育助推国之交、民相亲，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的开放自储、友善包容，用体育谱写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摘编自苟仲文《新中国体育70年》

材料一   《汉谟拉比法典》摘编

8．如果被盗窃的牛、羊、驴或者是猪属于寺庙或者皇室，盗窃者将偿付三十倍的赔偿；如果它们属于国王的公民，盗窃者将作出十倍赔偿；如果窃贼无力赔偿，将以死抵罪。

46．租佃农田地租为收成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53．倘自由民怠于巩固其田之堤堰，而因此堤堰破裂，水淹（公社之）耕地，则堤堰发生破裂的自由民应赔偿所损毁之谷物。

196．倘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之眼，则应毁其眼。

202．倘自由民打地位较高者之颊，则应于集会中以牛皮鞭之六十下。

203．倘自由民之子打与之同等的自由民之子，则应赔银一名那。

226．倘理发师未告知奴隶之主人而剃去非其奴隶的标识者，则此理发师应断指。

——摘编自严绪陶《汉谟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王国》

材料二   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几乎有1/3的条文，从不同的角度保护私有制的不可侵犯性，维护了大革命最根本的成果。《法国民法典》维护并保障了资本主义自由买卖、等价交换和新的雇佣关系。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而且规定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都必须通过契约，买卖、交换，一切均可以自由经营。《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到达此年龄后……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

——摘编自王贵水《一本书读懂法国历史》等

材料一   在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古埃及人始终保持着其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以象形文字为例,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创造了文字,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就已形成了完整的象形文字体系,象形文字对保持古代埃及文化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古埃及人相信死亡只是来世的一种准备,最为重要的在于要把死者在来世所用的东西准备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古埃及人一直盛行着对死者实行厚葬之风。在古埃及人的浮雕和绘画作品中,人像造型必须遵照严格的侧头正胸式的基本法则,即表现人站立、行走时,头和面孔必须以侧面形式表现,双肩和胸部以正面表现,而脚又是侧面的。

——摘编自令狐若明《古埃及文明的传统特点》

材料二   在“埃及学”出现以前,人们对埃及了解甚少,甚至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脑海里都仅把埃及和金字塔联系在一起。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带去了兵将和一部分学者及技术人员,想对埃及的地理历史有较深刻的了解。这些学者先是发现了卢克索宫殿,然后发现了凯尔奈克的神庙。由于大多数人读不懂古埃及人的碑文,因此工作毫无进展。直到1822年,商博良发现一块方尖碑,碑上有埃及文和希腊文对译的文字。他是精通希腊文的,通过希腊文,他了解这是记叙托勒密及克娄巴特拉的爱情故事。从一再出现的文字及其特殊位置,他找出了11个埃及字母——他用这几个字母去读拿破仑部队拖倒在尼罗河口的罗塞塔（Rosetta）石碑,他竟毫无困难地读通了。就这样一块又一块碑文地读下去,20余年工夫,他居然读通了所有发现的埃及碑文,而且还找出了古埃及的其余字母。于是,研究埃及之门就此被打开了。

——摘编自菲利普·李·拉尔夫、爱德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