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时起，中国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朝鲜，对朝鲜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周、汉时期，中国的文字、典籍和礼仪已经传到朝鲜半岛；至隋唐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极力吸收中国文化，除了儒学之外，在佛教、官吏制度、服饰、地名、姓氏等方面无不模仿中国；在高丽时大兴佛教，到末期从元朝引进宋代理学，孔子、朱子后裔的学说一并传入朝鲜。

——摘编自廉松心《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研究》

中世纪期间，中国瓷器在欧洲受到珍视。1500年后，中西方贸易扩大，但中国瓷器仍然作为奢侈品主要为皇室和上层社会享用。到17世纪，瓷器已成为“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

18世纪，仅有记载的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的中国瓷器就达3000万件，但当时的外销瓷器规模远不止于此：从市场看，除了欧洲，日本、东南亚和南亚也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重要市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也把美洲市场纳入了世界瓷器贸易中；从贸易商看，除了荷兰商人外，还有中国海商，东印度公司、散商以及已逐渐衰落的葡、西两国商人。

——摘编自刘强《18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制瓷业的衰落：一个全球的视角》

1942年，一些国家开始思考和计划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战后世界，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943年10月，《四国普遍安全宣言》于莫斯科发表。其中规定：“一、四国（美、英、中、苏）对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他们无条件投降；二、四国同意采取措施，保证由战争迅速有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立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三、四国承认有必要根据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四、四国在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以前，将彼此磋商，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五、四国约定在战争终止后，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军事力量，并对战后军备管制达成一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等。”

——摘编自《联合国50周年年鉴特刊》等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便与周边地区有了较为密切的交流。隋唐时期进入到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高潮，其中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华，并将大量的留学生和留学僧送到中国学习，而中国高僧鉴真也多次东渡日本，这种双向的交流使得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学、天文、历法、音乐、医药、技术、佛典等汉文典籍流入日本并对诸多文化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六世纪的日本已经习得并熟练使用汉字；大化改新后日本则仿照隋唐国子监之制设大学寮于京师并大兴高等教育；此外，日本还仿照唐朝的管制和律令制度，在大化改新后基本完成了政治改革，建立起古代天皇制国家。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希腊人就曾在波斯王国中充任高级官员，希腊商人曾控制近东的贸易路线。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开始东征，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得到被征服地区的认可，亚历山大对形形色色的民族作出让步，在埃及以阿蒙之子法老自居，在波斯接受了威严赫赫的宫廷礼仪、服饰，在中亚则娶当地的贵族女子为妻，在印度向裸体智者求教，在苏萨举行希腊——马其顿将士与东方女子的集体婚礼。在这一过程中，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等东方文明交叉碰撞，最终形成了希腊化文明。

——摘编自杨巨平《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

材料一   公元723年，日本政府颁布《三世一身法》，鼓励土地开垦。公元743年，政府又制定了《垦田永年私财法》，允许新开垦的土地私有化。在这些政策的保护下，那些有实力的贵族和寺庙神社纷纷扩大私有土地，购买农民的土地或雇佣农民及流浪者进行耕种，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早期庄园。在庄园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农业资源及保护庄园利益，庄园与庄园之间经常产生摩擦和纠纷，甚至发生武斗。在初始阶段，参与武斗的往往是庄园里的农民，但由于常常耽误农活和农时，且战斗力低下，于是庄园主便选拔勇敢强壮的农民专门负责保护庄园，这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专门进行军事训练和战斗，他们就成为日本最早的武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早期武士不同于国家的军队和士兵，他们是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保护庄园利益服务的、忠于庄园主的私人武装。

——摘编自张如意主编《日本历史》

材料二   进入11世纪后，伴随着耕地不断得到开发，领主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并加强对农民的统治，纷纷加强庄园的武装力量。武士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些领主一般以开发地命名，在本族或上层农民中纠集“郎党”，从而形成了早期的武士集团，这些领主自然也就成为武士集团的领袖。由于许多领主同时兼任着地方的郡守或多长，因此，武士集团不但担当着保卫庄园的任务，同时还是地方的重要武装力量。这些地方上的武士集团分别隶属于中央的某个大贵族或大寺院，于是在日本就形成了几个全国性的大武士集团，直接参与或影响到中央的政治。

——摘编自张如意《论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一   阿拉伯世界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结部位，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正式接触与频繁往来始于唐代。公元8-9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关系已逐渐形成，政治、经济势力达到全盛时代，科学文化也有巨大成就。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往来和贸易关系日益密切，沟通彼此之间的干道是著名的呼罗珊大道，这条大道直达中国边境，再与中国境内的交通路线相连接，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波斯海外贸易商来到中国。

——摘编自马树德《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中古时期是亚洲封建制度发展和成熟的时期，东方的朝鲜与中国相邻，长期以来相互交往频繁，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颇受中国影响。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材料一   646年，孝德天皇颁布“革新”诏书，仿照唐制，推行改革。改革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废除部民制度，实施班田收授制度。第二、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中央设置八省分理各项事务，百官均由中央任命，地方设国、郡、里等各级行政机构。

——摘编自齐世荣等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

材料二   743年，日本政府颁布《垦田永年私财法》，承认了土地的私有，随着土地私有潮流的进一步发展，至8世纪末，班田制瓦解殆尽，大量农民逃亡，国家税收锐减。许多破产农民依附于地方豪强或者神社。在领主们的纷纷要求与压力下，庄园获得了“不输不入”的特权。众多的庄园领主得到了对庄园农民的一元的行政权、司法权。到12世纪，庄园制成为全日本最基本的土地制度。

——摘编自王文杰等《论中世纪日本与西欧庄园制的异同》

材料一   西欧封君与封臣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通过双方的约定来缔结的，久而久之就形成封建习惯。封建主只能对他的直接受封人发号施令。反过来，低一层的封建主只对他的直接封主有服从义务。因此，国王不一定能号令所有贵族。封主与封臣彼此间都有权利和义务。这种契约是一种双向契约，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就违反了封建契约。如果封臣不效忠和反叛，封君就有权扣押封臣的人身与家属，收回其所得的封土。如果封君不履行其义务，封臣即可摈弃其对主人的效忠，面对封君的侵害，封臣也可予以抵抗。当然，双方关系处于什么状态，常常是由双方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

——摘编自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

材料二   743年，日本规定所垦田地永为私有。此后，日本模仿中国均田制推行的班田制愈发难以维持，为了反抗封建官吏的层层盘剥，农民或虚报户籍，或将土地献纳给豪门势家，成为他们的庄民。贵族和各地豪族大量兼并土地，国家掌控的土地随之锐减。占有大量土地的地方豪强为了求得贵族的庇护，主动寄进庄园，受上级领主任命继续管理庄园。上级领主也将所辖的公田寄进给中央贵族，使中央贵族成为其本所（领家），再由本所（领家）任命其为庄官，继续行使管理庄园的权力。从而形成层层递进的庄园领主结构。寄进型庄园的发展，导致班田制的破坏和权门势家政治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彼此之间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184年，源赖朝战胜政敌，建立镰仓幕府。

——摘编自王顺利《论日本封建庄园领主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