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自于17世纪的科学和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发扬和普及了培根、笛卡尔、贝尔和斯宾诺莎，特别是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它发扬了自然法则哲学观点和天赋权利哲学观念。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对传统抱有如此的怀疑态度，对人的理性和科学能力抱有如此的信心，对大自然的规律性与和谐性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也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是如此深刻地受到文明进步和发展观念的浸染。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二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世界上从未发生过同样的革命。法国革命是整个革命时代变革最为激烈的一次革命。它以“现代社会”取代了“旧制度”，在革命最激烈的阶段，一切显得非常激进，以致此后一切革命运动都将这场革命视作自己的先驱。法国革命思想远远地传播到法国以外，它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大部分和其他地方的政党与意识形态冲突的随后发展。革命还引起对社会改革、政治激进主义和革命暴力的性质与后果的激烈争论。在18世纪60年代到1848年的民主革命时期，或大西洋革命时期，法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甚至美国，如果没有法国的军事干涉，也难以从英国赢得那样明确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那般自由地建立新国家和制定新宪法。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   近代理性主义最初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以及牛顿力学的演算，使理性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政治理性主义者将自然科学领域的分析、计算、逻辑推理的技术运用于政治领域，使这种追求确定性和功利性的科学方法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了绝对的地位。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同宗教神学斗争的过程中，政治逐渐从宗教的控制中摆脱了出来。此时，还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家，比如伏尔泰提出的自然权利论，指出自然赋予人们自由和平等,所有的权利属于人民也被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理性主义逐渐丧失了理性原有的怀疑性，转而追寻一种纯之又纯的确定性。近代政治领域所崇尚的理性主义更多是对理性的“形式”、“逻辑演绎”的空前追求，将人类的政治程序化、简单机械化、标准化、量化。

——摘编自赵恩烯《政治理性主义批判及其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