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   古埃及将中指指尖到胳膊弯的距离定为一尺，即“肘尺”。罗马人将一尺定义为脚的长度。中古时期，欧洲的尺寸混乱，即使是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地区，也可能存在着多种不同体系的度量衡。巨大的改革成本和民间使用惯性影响了度量衡的统一。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高度重视计量单位改革，长度单位米被科学家们定义为赤道到北极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此，天文学家皮埃尔·梅尚和约瑟夫·德朗布尔从巴黎出发，分别到达敦刻尔克和巴塞罗那，以测量这一段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当时法国处于革命浪潮中，两人常常要冒着被追捕的危险前进。1875年，在国际度量衡委员会上，17国政府共同签署了《米制公约》，公认了这一米制定义。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长度的定义有了新的标准。20世纪，人们开始用光波的波长作为长度单位的自然基准。1983年，1米被定义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光在真空中行进的距离，沿用至今。

——摘编自李开周、孔羽《度量衡简史：世界的尺度》等

材料   1566年，法国学者博丹发表《理解历史简易法》，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历史只是宇宙的一种表面运动。他反对以赫希俄德为代表的今不如昔的历史倒退论，明确提出人类已经从自然状态中得到改良，在许多方面现代性意味着对旧事物的改进，其历史分期说是：南方人们占优势时代，天生爱好沉思，发展了宗教和哲学；气候温和地区人们占优势时代，其优势在于政治和政府；天才的北方人占优势时代，发明机器，并用于战争。博丹的分期，建立在不同民族对文明发展进程做出贡献的基础上。从地理环境出发去解释各种社会状况之差异的传统可追溯到古典时代。博丹的贡献在于，他恢复了古典作家的这一传统，并结合时代对他们的论述条分缕析，从而开创了近代西方这一理论的先河。在博丹等人影响下，启蒙史学家们，普遍信奉自然神论，把上帝的作用限制在创造人类这里，至于人类如何发展，他们认为上帝则不关心了。

——摘编自李勇《博学时代与西方史学科学化进程》等

材料一 西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长期生产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又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发明创造，逐步改进了生产工具，在冶金、采矿、军器等部门越来越多地采用机械设备。16世纪以来欧洲自然科学、技术理论的新发展已为火器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资本主义文明对外扩张的需求频频给军器的创新和大批订货以新的更大的刺激，这就形成了欧洲军事装备发明和制造的螺旋式上升。

——摘编自[英]布伦丹 · 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

材料二   清代零星的先进火器仅供皇室和八旗兵使用，地方一律不许制造和使用较为先进的火器。雍正帝为整顿八旗兵颓废的精神，强调要大力恢复满族祖先的游猎传统，遂以“满洲夙   重骑射”为由，下令“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使火器研制更趋衰萎。对于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火器的巨大改进，乾隆、嘉庆、道光几乎一无所知，自以为中央王朝所掌握的火器足以对付任何不测情况。

——摘编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材料一   洛克生活在由中世纪宗教教育转向近代世俗教育的历史时期，他的道德教育原则是建筑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他主张教师应利用各种教育工作技巧，关注学生的心理，把德行真正根植于学生的心田。他针对青少年的具体心理特点进行了精心研究，提出了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道德教育方法。洛克的着眼点并不是一个坐在家庭教师面前的儿童，而是一个待长大的绅士，这个绅士必须学会管理自己的财产，在必要时效忠于社会与国家，通晓国内外大事。他应当关心道德与政治知识。

——摘编自苗雪萍《洛克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材料二   18—19世纪，英国工业的迅猛发展，经济的飞速进步，引发了社会竞争意识的增强，激化了社会矛盾。道德教育再度进入教育学者的研究视野。赫胥黎基于进化伦理学，阐明了其道德教育的理论归宿，即实现自然、社会、个体——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目标：“服从道德和自然法则，与自然界完全和谐一致”的自然目标或最高目标；“服务社会利益，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目标以及“胜任各种职务，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体目标。在他看来这三个目标密切相连，环环相扣，社会目标与个体目标是服从于自然和谐这个最高目标的，在最高目标完成的同时，他对社会与个体分别有不同要求，而个体目标的实现可以促进社会目标的完成。

——摘编自牛亚林《赫胥黎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材料一   17世纪中叶，世界科学中心开始从意大利向英国转移。当时英国不但出现了像哈维、玻义耳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巨人，而且科学研究活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重视。1660年，伦敦的一些科学家举行了一次会议，正式提出成立增进物理数学实验知识的学会。后来，查理二世正式批准成立皇家学会，并将英格兰的许多小型学会并入该会。皇家学会的基本宗旨是以增进自然知识为目的，贯彻培根的学术思想，注意搜集经验事实，注重实验、发明和实效性研究。皇家学会虽然有皇家许可证，并由政府为学会经营的科学事业提供财政资助，但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

——摘编自陈吉明编《科学技术简史》

材料二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设立中国科学院。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布正式成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选出了各学部的常务委员会。会后，各学部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国际科学发展趋势，组织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相继组建了包括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在内的一批高新技术研究机构。1986年3月，王大珩等四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高技术的建议书》并得到中央批准，形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摘编自刘海藩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材料一   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不仅是因为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果，而且因为科学本身的面貌、它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即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构成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内部也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同时，科学也更加国际化。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技术的发明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这样，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给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变化。同以往科学更多表现为个体劳动的特征相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科学技术成了集体的劳作和创新，科学制度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过去是科学指导技术，而今，是技术的需要引领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科学成了技术性的科学。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日益明显，科学的社会化程度得到普遍提高。自然科学的发展因其自身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因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已不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之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