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德斯鸠认为，立法权和行政权可以赋予一些官员或常设机构，而这两种权力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立法权体现国家的一般意志，行政权则是执行国家的一般意志。立法机构要么由人民执掌（小国），要么实行代议制（大国），代议制由各个选区选举代表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讨论，代表由人民授权。同时立法机构应该由两部分构成，除了人民选举的代表之外，另一部分由贵族集团构成，两部分分别集会、分别讨论，互相遏制。孟德斯鸠认为，行政权归于君主。君主通过否决权参与立法，但不能通过创议权参与；他的手下却要受到立法机构的审查和惩罚。

——摘编自马剑银《孟德斯鸠语境中的“法”及其“精神”——重读<论法的精神〉》

材料二   1787年5月，55名代表在费城召开了历时127天的制宪会议，并最终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通过这部有形和成文的宪法，确立了美国的共和政体和联邦制政府。根据宪法原则，政府的横向权力分割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执掌；国会议员和总统分别由地方选民和全国选民通过选举人团选出，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和参议院通过任命。政府的纵向权力分割于联邦与州和地方政府，为州和地方政府保留一定的权力，延续美国的地方自治传统。

——摘编石庆环、李俊霖《英美两国宪政体制的源流及其特征探析》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材料一

史料一 《花神芙罗拉》(公元1世纪意大利古城庞贝的壁画)，描绘了身着丝绸长袍的花神芙罗拉(掌管园艺和植物)正在采花的背影；在多彩丝绸的衬托下，花神更显轻盈和灵动。

史料二   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

——摘自《南史列传第六十八·夷传传上》

材料二   自16世纪利玛窦翻译《四书》后，“中国热”逐渐在欧洲兴起，并形成“汉学”研究风气。欧洲学者撰写的《孔子道德论》《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观念》等，其影响甚至超过原著。自从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开始，法籍会士便渐成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坚力量。他们多是饱学之士，广泛接触中国士大夫，甚至进入政治中枢，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其中《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和《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在法国乃至欧洲引起轰动，伏尔泰等思想家从中收益良多。如伏尔泰认为中国政府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此外，这些中国学研究，也反过来对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很大冲击。

——摘编自陈超《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

材料一   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落后的封建制度对新兴资本主义的阻碍越来越突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停止不前，人民思想落后，主要是由于宗教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存在，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和文化经济上的落后。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利用理性和科学，用科学知识武装人们，消除迷信。启蒙运动由此应运而生。作为欧洲历史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

——摘编自朱勇《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是主要以文化革新实现社会思想的全面而彻底的改造。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中华民国的建立只是资产阶级确立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脉络，而涉及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社会思维等方面的工作并未健全建立。这一时期，中国仍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新文化运动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倡导民主、科学，意在解放人们的思想，完成思想变革。

——摘编自闫改凤《浅析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启蒙价值》

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于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之下。在英国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之时，法国的封建专制 主义则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达到了顶峰。在太阳王执政时期，对内大权独揽，对外扩张以争夺欧洲霸权。对外战争的巨大消耗也使得法国封建经济濒临崩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空有经济实力，却无法得到相应的政治权利，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而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教会的说教不攻自破，英国光荣革命的胜利更加鼓舞了法国资产阶级的信心。于是，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法国发展开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启蒙思想家们积极宣传“理性”与“科学”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希望能够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并提出了众多设想。而且大多数思想家都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借鉴东方文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注入活力。

——摘编自崔婕《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

材料二   一战后的英国沉迷于19世纪欧洲均势政策的成功之中，无视自己力量的衰弱和整个体系已经发生的变化，推行了扶德抑法的政策。它简单机械地以为，欧洲力量的天平向战胜国法国倾斜，那么威胁就主要 来自法国。这说明，英国在一战后确定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关系时，仅仅考察了实力关系，而没有认真考虑 纳粹德国对于国际秩序的挑战。一战后英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一直停留在维持一种“虚幻”的欧洲大陆势力均衡，无视国际体系中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扶德抑法这样一种错误的政策，不仅没有维护和平，而且带来了它后面持续的对德绥靖政策，把法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拖入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中。

——摘编自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

材料三   在战后初期，法国政府为了恢复与发展经济，大力鼓励外国资本流入。在60年代初期，法国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继续采取鼓励外资的方针，尤其是美国资本。但是从1963年开始，法国政府对于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开始转变态度，采取限制措施。这一政策是法国摆脱美国控制，维护法国独立这个大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国在抵制美国经济渗透上，主要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限制美国资本的投资部门与 额度，规定外国资本不得在法国任何部门与地区，获得统治控股地位。法国还在欧共体内，呼吁其他国家共同限制美国的资本。另一手是积极鼓励发展法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与工业，这一政策，不仅有助于法国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另一方面也极大的提高了法国自身的科技水平，加强了法国企业在世界的竞争力，扩大了法国产品的市场。

——摘编自张媛媛《论戴高乐时期法美关系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