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   欧洲自文艺复兴，走上了一条文化强国的道路。文化不仅成为欧洲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成为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文化发展是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真正杠杆。在文化强国方面，欧洲有两个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其一，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为主。有学者指出：十三、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是，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其二，批判与创造相结合，更加重视创造。欧洲的成功在于更加注重创新，视其为淘汰旧文化中的糟粕的手段。相反，在文化创新方面，如果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批判旧事物上，则不能获得如此效果。

——摘编自朱孝远《欧洲文化强国如何由衰及兴》

材料   从16世纪至今约五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如下规律：思想启蒙带动科学进步，从而引发政治革命，促进了社会发展，最终又产生了新的思想启蒙。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便与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直接结果，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确立。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启蒙思想家以非凡的胆略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会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凡有血性的中国人应当奋发图强，创建“千古未有之奇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转变中国社会的命运。此后，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思想家都相继发出改革社会的强烈呼声。他们要求清政府顺应形势发展的趋势，深化改革，加快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结构的转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陈琛《探究中西方思想启蒙在社会发展转型中的作用》

从材料中提取一个关于近代中西方思想启蒙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   启蒙运动是一个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理性的高光时代。启蒙思想家们运用理性思考和处理他们能遇到的一切。在人与宗教的关系上，他们强调个人的潜在价值，将好的现世生活视为生命的真正目的，而不愿借鉴任何基督教教义，彻底摒弃了宗教界拥有圣赞的论说。在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各自管好自己的边界，不能彼此触犯，否则便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君主制甚至寡头政治，由于历史上，他们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所以，便是必须改变，甚至推翻的。整个社会都被放在有序的契约上衡量。在人类知识谱系上，理性的最亮的星——近代自然科学也成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历史、哲学、政治都要为自己套上一件科学的外衣，才能在启蒙思想家的知识盛宴上获得一席之地。但也有人站在历史的广角上，说这是一个理性之名泛滥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借用理性之名，将上帝的信仰打翻在地；将政府的威严打翻在地；将人类的温情打翻在地；将一切学科的个性打翻在地，成为科学万能论的温床；将西欧人置于世界民族的峰顶，成为了种族优胜论的理论根据。

材料   辛鸣教授在《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一书中，对制度创新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从系统功能的角度来讲，制度总是不宜多变的，制度总是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的。

但是制度又必须是发展变化着的，这不仅是因为制度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使然，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发展变化着的社会与人的需要。当然制度创新并不能盲目地进行，制度创新必须是以——些要求为前提的。首先，制度创新必须要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同样，制度创新也不例外。只有人们的思想观念更新了，才能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来审视各种制度，从而促进制度的不断更新；其次，必须要有创造性：创造性表现在制度创新上，不仅要求赋予新制度以新规定、新要素、新组合，还要求追求一种高效化的社会制度。这也是制度创新的目的所在，只有满足这两点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制度创新。

——摘编自吴珙《制度现代化视域下的制度创新一基于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