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本来是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的，但因为广大民主没有觉醒，民主制度缺乏社会根基，少数人的革命只是改换了政权的名号，民主制度之实，杳不可得。用陈独秀的说法，“吾人于共和政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当时中国的先觉分子认识到，徒有共和国的名号是没有用的。要使中国真正从专制、落后、腐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走上民主、富强之路，必须使中国国民之大多数，清除其头脑中的专制主义余毒，树立民主共和的理想，从而为民主共和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左玉河《五四那批人》

材料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   欧洲自文艺复兴，走上了一条文化强国的道路。文化不仅成为欧洲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成为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文化发展是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真正杠杆。在文化强国方面，欧洲有两个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其一，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为主。有学者指出：十三、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是，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其二，批判与创造相结合，更加重视创造。欧洲的成功在于更加注重创新，视其为淘汰旧文化中的糟粕的手段。相反，在文化创新方面，如果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批判旧事物上，则不能获得如此效果。

——摘编自朱孝远《欧洲文化强国如何由衰及兴》

材料   从16世纪至今约五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如下规律：思想启蒙带动科学进步，从而引发政治革命，促进了社会发展，最终又产生了新的思想启蒙。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便与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直接结果，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确立。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启蒙思想家以非凡的胆略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会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凡有血性的中国人应当奋发图强，创建“千古未有之奇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转变中国社会的命运。此后，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思想家都相继发出改革社会的强烈呼声。他们要求清政府顺应形势发展的趋势，深化改革，加快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结构的转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陈琛《探究中西方思想启蒙在社会发展转型中的作用》

从材料中提取一个关于近代中西方思想启蒙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   启蒙运动是一个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理性的高光时代。启蒙思想家们运用理性思考和处理他们能遇到的一切。在人与宗教的关系上，他们强调个人的潜在价值，将好的现世生活视为生命的真正目的，而不愿借鉴任何基督教教义，彻底摒弃了宗教界拥有圣赞的论说。在人与政府的关系上，各自管好自己的边界，不能彼此触犯，否则便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君主制甚至寡头政治，由于历史上，他们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所以，便是必须改变，甚至推翻的。整个社会都被放在有序的契约上衡量。在人类知识谱系上，理性的最亮的星——近代自然科学也成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历史、哲学、政治都要为自己套上一件科学的外衣，才能在启蒙思想家的知识盛宴上获得一席之地。但也有人站在历史的广角上，说这是一个理性之名泛滥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借用理性之名，将上帝的信仰打翻在地；将政府的威严打翻在地；将人类的温情打翻在地；将一切学科的个性打翻在地，成为科学万能论的温床；将西欧人置于世界民族的峰顶，成为了种族优胜论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