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随着《天津条约》改订日期愈加临近，为商讨条约改订，总理衙门于1868年2月首次正式向西方国家派出外交使节，以前美国公使蒲安臣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一行30多人正式访问美国和欧洲。蒲安臣使节团如期拜访各国元首，但是，诸如传教、通商、铁路建设、鸦片贩卖、治外法权及中国内陆航运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使团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蒲安臣使团是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其规模超过100人，任务是：第一、向签订条约国元首传递外交文书；第二、提前为修改条约进行协商；第三、调查西方各国制度和文化。其中，为修改条约事先开展的协商，从访问的第一个交涉国美国开始，就已宣告失败。使节团历经两年多时间，相继走访美国和欧洲各国，实地考察了当地近代化政策走向。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等
(1)据材料，指出中日两国使节团出访的异同。(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日使节团出访对各自国家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8世纪，俄罗斯的国力空前壮大，它以丰富的自然资源、总面积1700多万平方千米的辽阔国土雄踞欧亚大陆。沙皇俄国虽善于开疆拓土，却不擅长在西方扩张其文化影响力，西方仍对俄罗斯保持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讥讽俄罗斯“有着北极熊式的憨厚和野蛮”,即使满怀善意，也可能会让人室息在它的“熊抱”中。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一度成为神圣同盟的领袖、欧洲的主宰，但在19世纪欧洲政治舞台上，俄罗斯的形象却并不被西方看好。
——摘编自许华《西方语境中的俄罗斯形象之困》
材料二 一战期间，英法反对俄国单独与德国停战、和谈。它们主导的巴黎和会不仅把苏俄排除在外，而且成为策划反苏的大本营。英法积极地对苏俄实行武装干涉，但以失败告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美本是中立国，由于十月革命，美国对苏俄态度急剧恶化，双方走向敌对。美国国务师兰辛说：归根到底，布尔什维主义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比德国更大，因为它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财产权，并以革命威胁美国。”
——摘编自李兴《论十月革命与世界体系问题》
材料三 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空想家的美梦，而被认为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从苏联回国后发表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法国《时报》写道：“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布尔什维克在和我们的比赛中成为胜利者。”
——摘编自孙力周《苏联曾是经济萧条中的大赢家》
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俄罗斯印象”的理解。材料一
——【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材料二 棉花栽培在17世纪早期就被引入北美，但直至19世纪美国棉花种植才大获成功。从殖民统治中的脱离，为获得新生的美国重新缔造了产业前景：在所称的“本土纺织观念”的影响下，任何一种能通过纺纱和织布取代英国进口纺织品的纤维原料，都会被认为是好东西。但在美国生长的短纤品种，不能用传统轧棉机器进行轧花。1794年，伊莱·惠特尼推出了一种新的轧棉机，极大地减少了清理棉花所需的劳动力。19世纪初，棉花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建立，使森林被砍伐，美洲原住民常常被武力逐出他们的土地。印第安人生活的社会结构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随着棉花开拓地的扩张，大量非洲奴隶被卖到如同“一座小地狱”的南方，奴隶们通过砍伐森林建立棉花种植园以满足正处于工业化当中的欧洲的需要。终于，美国成为了闻名的“棉花王国”。
——摘编自（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棉花栽培传播的特征。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美国成为“棉花王国”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棉花栽培传播的世界意义。
材料一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爱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显示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新的历史内容。首先，面对着清王朝当权派对外一味妥协迁就，而内部则腐败不堪的状况，魏源强调不改革就不能抵制外来侵略，根绝烟毒泛滥，他在漕运、盐政、水利等具体经济领域里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次，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并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高度来认识。最后，人民群众和清王朝统治集团对侵略势力的不同态度，使他看到人民群众反侵略的力量，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还进一步提出人民群众是决定国家存亡的力量的思想。
——摘编自唐凯麟《湖湘学术开生面，睁眼世界第一人——试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
材料二 海防之道，莫要于知夷情也。知夷情则强弱之势审，而胜败之机决矣；不知夷情则事事乘错，变每出意之外矣。故知夷情与不知夷情，利害之相悬奚啻天渊哉！夷情备采者，采清人魏默深《海国图志》中所辑。其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此书之详尽也。因译以刊行，任边疆之责者，熟读之得其情，则战能挫其锐，攻以制其命。国势一张，折冲万里，虽有桀骜之盗，彼恶能惩其伎俩哉！
——摘编自[日]大槻祯《重译<海国图志>叙》（1854年）
(1)据材料一，概括魏源爱国主义思想的“新”内容，并结合所学加以评析。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作者重译《海国图志》的动机及时代背景。
材料 农奴制改革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反对教育中的等级制。1861年，政府在解放农奴的同时，决定发展乡村初等教育。除原属救会的学校外，其余新办学校全归国民长育部管理。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初等国民学校章程》，地方自治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办学，入学儿童无等级、信仰方面的限制。在各省、县建立学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组成要体现民主的原则。在1861-1871年的10年间，地方自治会小学成为俄国当时最流行的初等学校类型。由于经济发展，七十年代又兴办下许多工矿，交通，农林等专门技术性院校，高级女子专修班在60至70年代得以建立。
——摘编自陈美玲《俄国1861年改革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教育改革的主要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俄国教育改革产生的主要影响。
材料 19世纪60年代开始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地方自治机构从事公众服务和一些慈善事业，各地扫盲委员会举办识字班、开办图书馆等活动来普及教育，提高了地方自治局在民众中的信誉。改革赋予民众参与地方自治的权利，激活了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人们要求政治自由，要求真正实现自身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在不威胁专制统治和沙皇权力的情况下，用地方自治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地方自治机构既把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作为其发展的唯一动力，但又试图从羽翼丰满的沙皇专制体制下解放出来，真正独立行事。结果俄国中央和地方自治机构之间出现下一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局面。
——摘编自齐小艳《19~20世纪初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作用及地位》
(1)据材料，如何理解俄国中央和地方自治机构之间“既对立又合作”。
(2)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俄国地方自治机构改革对俄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 解放农民并分给农民土地的条件是缴纳高额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赎金来购买份地，加之改革过程中保守派地主的极力抵制，俄国农奴改革允许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现实中农民没能真正获得土地所有权，实际使用的土地在数量和地力上反而不如改革前。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和受益者不会自掘坟墓，土地的传统经营方式亦不会瞬间消失。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俄国农民改革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受制于传统积淀而无法彻底落实，1861年改革中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为证明。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
(2)据材料，简析“带土地解放”仅体现在法律层面上的原因。
材料 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文明与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现象，在东亚具有普遍性。1840年，眼看一个老大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远来的“夷狄”小邦，日本朝野为之震动，这可视为日本人现代觉醒的开端。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或称“佩里扣关”，成为日本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甚至可以看做明治维新的起点。明治政府实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的“文明开化”政策，号召动员国人学西方，下令神佛分离，儒学被全盘否定，西装被定为官服。画家放弃了自己的民族风格，民族音乐让位于贝多芬、瓦格纳。一时间，“欧化”铺天盖地。但是，这样的“欧化”如无本之木，缺乏支撑点，很快被“日本化”回潮所压倒。冈仓天心针对“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以回归儒学、恢复民族自觉、重建日本文化为目标的“亚洲觉醒论”。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文明开化”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文明与文化“离异”的具体表现。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文明与文化“回归”的原因。
材料 1871年7月，新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将建立近代教育体制作为重要任务，并开始关注女子教育问题。12月，文部省颁布“设立女子学校公告”，指出“人所以能昌其家业者，端赖男女各知其职分也。今虽有男子学校，而女子之教未备，故此番雇西洋女教师，开官立女子学校。自华族至平民，若纳资费皆可许其入学”。这一公告表明女子教育被纳入近代学校教育体系，使日本成为东亚国家中女子教育起步最早的国家。在文部省的积极推动下，东京女学校、京都府立的新英学校及女红场、开拓使女学校三所女子学校在1872年内相继成立，这是近代日本最早的一批官立女子学校，从此拉开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序幕。
——摘编自戴婉莹《明治前期（1868-1886年日本女子教育探析》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内容。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说明日本开启近代女子教育事业产生的影响。
材料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领地农民的同情者建议全体农民应当彼此和睦，以便时机一到一致行动。当时机未到来时，应当保全力量，自己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即是说要保镇静，任何人不要暴露自己。至1861年，俄国沙皇在“二一九法令”中宣布：“对自己全部土地仍然保持所有权的地主，在农民向他履行规定的义务的条件下，让农民长期使用他们所居住的房屋、让他们长期使用法令中所规定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其他附属地。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拟定的那些法令要对农民和家务农奴未来生活的安排作出规定，建立农民公社管理制度；但为了保留对双方都有利的当地原有制度起见，朕听凭地主与农民进行自愿协商。”
——摘编自《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等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61年前俄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并说明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农奴解放后的所获并揭示“自愿协商”的真相及其历史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