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1年，日本政府正式推行“废藩置县”政策，颁布《户籍法》，次年进行首次全国户口调查，开始编制全国性户籍。《户籍法》规定“户籍旧习错综复杂，在于按照族属而不按地域编制，虽有遗漏而不便检查。此度编制之法采用臣民同等，华族、士族、卒族、神官、僧侣乃至平民，均按照地域编之”，“以其居住之地专收无遗漏为宗旨”，“根据各地方的土地的基本情况划分区域，以区为单位，各区设户长掌握其辖区内户数，人员生死出入等详细情况”。居住在同一地的家族全体成员为一“户”，“户主、直系长辈、户主配偶、直系晚辈、旁系亲属均须记录在册”。户主是家族之长，一户之主，家族成员按照尊卑、男女、长幼顺序记载，无论入籍、除籍、转籍均需户主申报。

——摘编自王鹏飞《近代日本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变迁》

材料二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城镇化发展，国家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历程。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199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意见通知，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需求，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摘编自李丹阳《新中国7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历程、逻辑与趋向》

材料一   贞观三年，太宗派兵十万征讨东突厥，擒拿颉利可汗，东突厥十万余口尽数投降唐室，唐室将降部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边塞地区，设置州县并任命原东突厥贵族突利、阿史那思摩两人为都督以统理之。此外，东突厥诸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步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太宗说：“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

——摘编自王义康《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试探》

材料二   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原住民，他们在16世纪前广泛分布于美洲大陆。今天美国境内有300多个印第安保留地，是政府划拨给印第安原住民集中居住的土地，主要分布于美国的西部和中北部。从20世纪中期开始，印第安人在保留地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包括宗教自由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但联邦政府和美国国会仍对保留地拥有最高的“父权”（后改称为“托管权”），拥有最高司法和行政权。

——摘编自曾向红《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制度现状研究》

材料三   60年前的那场民主改革彻底打碎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大力帮助西藏经济发展，仅2017年中央财政对西藏的转移支付就高达1500亿元（人均4万余元）。

——摘编自《西藏日报》2019年4月12日

材料一   在工业革命早期，德意志的工业明显落后于其他大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产品上打上“德国制造”的字样是英国方面的要求，意在提醒人们注意这可能是低档产品。然而，统一后的德国仅用30年的时间，以迅不可挡之势跃入西方强国的前列。就工业生产而言，德国在1874年已超过法国，1895年又超过英国。非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还在世人面前竖起追求卓越、精于制造的形象。“德国制造”从此成了制造精巧、质量优良的标志。

——摘编自郑寅达《德国史》

材料二   纳粹政府国家军事统制经济的失败表明，国家军事专制不能保证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德国经济学家阿尔马克在1946—1948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指出它是一种“介于自由放任政策和集中管理经济之间的混合系统”。面对当时盛行的国有化思潮，1948年，德国经济改革的主持者艾哈德力排众议，决定采用市场机制解决经济困难问题，迅速出现了商品繁荣的景象。1949年，成为联邦德国总理的艾哈德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在保持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好地兼顾了社会公平。

——李稻葵《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