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促使日本早日成为近代化国家，德川幕府末期就开始聘请欧美专家指导工作，但主要集中在军事建设领域，影响不大。明治政府建立后，把“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施政纲领。1871年，立法院明确提出：“欧洲学问各有专门，一人难以兼通，为备咨询顾问，可酌雇洋人五、六名。”从1868年至1889年，日本政府共聘请2299名外国专家，其中来自英美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就有1736人。私人企业雇佣外国专家12540人次，涉足近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些专家，或担任政府的施政顾问，或在工厂传授技术，或在学校任教，他们不断传播的先进理念，促进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开展。1890年前后，外国专家的影响力开始下降，日本政府逐渐走向产业自立，独立承担起近代化建设的任务。

——摘编自岳恒《外国专家与日本近代化（1853-1890）》

材料二   1860年，清政府首次聘用美国人华尔在炮艇上当大副，又陆续聘用大量外籍军官训练军队。1861年，奕䜣以法国不仅愿出售枪炮，而且“肯派匠役教导制造”为由，向咸丰帝提出“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的建议，得到批准。据统计，洋务派先后聘用外籍专家1033人，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民用企业及教育机构，民间企业聘请洋匠则寥寥可数。顽固派高唱“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论调，在一副攻击同文馆的对联中写到“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从而使外聘人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重重阻力。同时，洋务派在引进技术、创办企业过程中，存在过分依赖洋员的现象，在培养本国新式人才方面收效甚微。

——摘编自徐茂慧《近代中日两国聘用外籍专家比较研究》

材料   农村公社是传统俄国的基层组织。农民不但依附于领主，还依附于公社。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但公社保存下来并不断强化。与此前相比，公社有了正式的法律名称“村社”。领主对村社的管辖由国家对村社的管辖所代替，领主管理机构撤出，政府指派的米尔调解员进行监督。村社以上的乡在改革前由国家任命官吏，改革后则改为由各村社推选管理人员。由于赎买土地的契约不是同农户，而是同村社签订并以连环保方式缴纳的，改革后村社的经济职能实际上有所强化。同时由于地主割走大块土地，村社份地减少，随着农户分家现象增多，土地重分越益频繁，农民的份地也越来越零碎。村社强化造成的大锅饭现象严重阻碍了俄国农业的改良，但由于统治者的支持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才最终废除。

——摘编自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材料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铁路建设较为缓慢。1855年，俄国铁路总长度仅为980俄里。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财政和行政管理措施。并为私有铁路公司作为建设资金的股票和债券提供5%的收入担保。1870-1880年，俄国政府将境外发行债券中的6亿卢布入股政府的专项铁路建设基金，以用于购买私有铁路公司的债券、股票等。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政府全面收购私有铁路公司，统一运价。随着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矛盾的加剧，90年代俄国铁路修建的重心转向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至90年代末，铁路长达5万多俄里。

——摘编自张广翔、逯红梅《19世纪下半期俄国私有铁路建设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

材料   亨利·基辛格指出：“克里米亚战争（注：1853一1856年），使维也纳会议费尽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维也纳体系建立之后，英国与俄国分别是大陆均势体系的两个平衡者，英俄关系对欧洲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然而，战争促使了英法两国结盟，那就意味着拿破仑战争的“后遗症”基本上被战争清洗干净：战争也意味着神圣同盟的终结，欧洲的协调机制蜕化。

克里米亚战争并非仅仅影响欧洲和俄罗斯，事实上对大清帝国的安全也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败，但在对待大清帝国的问题上，俄国与英国、法国、美国却又形成“共谋”。俄国在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驱动之下，在大清帝国得到了最大的“补偿”，从而使俄国的帝国形象可以重新与其他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国相比。

俄罗斯的确是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但俄罗斯也从中学会了一些东西，正如俄罗斯当时一些西方派所说的那样：“文明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口来对付这场斗争。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自那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摘编自胡键《“东方问题”远东化、克里米亚战争与大清帝国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