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人比起东邻日本来，在近代的遭际真可谓是多灾多难，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中国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它不吃大亏就能学乖。日本的变法，是在没有多少战争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却只能在割地赔款，最终负债累累、国家残破的情况下开始，而土地与金钱（相当于清朝两年多的岁入）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该近代起步（原始积累）的资本变成了负值。从此以后，贫困和资金严重匮乏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瓶颈。

从国内来看，戊戌变法也是有点生不逢时，中国真正的铁腕人物慈禧太后恰在变法契机到来前后面临她在制度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权的局面。在皇权政治中，几乎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令人难堪而且难以忍受的了。其次，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几十年汉族官僚的势力上升，能力虽差但心气颇高的旗人开始出现反弹，至少在中央政府，他们加强了自己的声音。从政治上说，这种反弹是一种倒退，因为长期养尊处优的旗人确实拿不出太多的人才。

——摘编自张鸣《再说戊戌变法》

张桂荣在《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之所以能够进行，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惨败之外，与统治者高层对农奴制的弊端都有清醒正确的认识有关。夏金霹在《俄国农奴制度废除中的对立与斗争》一文中指出，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改革道路斗争的产物。农奴制改革前夕，全国农奴暴动愈演愈烈。同情农奴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者自发组织起来，他们主张推翻沙皇统治，彻底解放农奴。但由于着一股力量的孱弱以及沙皇统治的残酷，全国未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农奴解放运动。韩东在《试析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一文中指出，俄国农奴制改革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改革加速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还改变了国家的道德环境，推动了社会思潮和民主文化发展。另一方面，改革有它的不彻底性。改革保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改革之后土地缺乏现象加剧，农民的耕地大量减少，从而导致了20世纪初俄国农业经济危机的发生。

——姜红珍、沈为慧、何成刚《史料阅读与微课设计——世界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