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戴鸿慈、端方等奏请效仿各国设立“万牲园”,次年该园建成,成为中国第一个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以邀宠慈禧太后。1931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向市政府呈请创办动物园,“希望一方作学校直观教学时之材料,一方供各界业余后之观赏,借资消遣”。1933年,上海动物园对外开放,同年中国动物保护协会建立,后每逢动物节都会举办相关活动,宣传保护动物的意义。1937年10月,上海动物园园中动物除较少部分转移至租界或安全区外,其余均死亡。直至1949年,上海动物园仍无重建消息。
——据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
材料二 1882年日本第一家动物园上野动物园建立,政府希望通过动物展览让民众明白“文明与野蛮”的划分。19世纪90年代后,上野动物园引入大量海外动物,如中国东北的骡子、猫科动物等,从战场退役的军马、军犬也成为展示的重要内容。1943年,东京遭遇美军轰炸,为防止动物外逃,大象、狮子、狗熊等凶猛动物遭到屠杀。上野动物园强调这些动物是“为国家而牺牲”,并为其举行“慰灵祭”,号召民众继续投入战争为国服务。
——据[美]伊恩•J·米勒《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材料三 1949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北京动物园,并陆续从苏联、民主德国、尼泊尔、印度等国接受或换得国外物种进行展览,吸引着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同时,北京动物园从北京农业大学等聘请人员对野生动物的饲料、饲养管理进行初步的科学试验和探索。1972年,为答谢美国将两头麝香牛赠送给中国,北京动物园将大熊猫“玲玲”和“兴兴”作为友谊大使赠送给美国。改革开放后,上海动物园,广州动物园等快速发展。1983年底,全国各地相继建成的动物园共135处。1990年后,以大熊猫繁育研究为代表的跨国动物园科研合作日益频繁。
——据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日近代动物园发展的特点,并分析中日两国动物园发展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动物园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地工业革命盛行,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邦国同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联合工人想冲破封建统治阶级的束缚。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同政府一起镇压工人运动,企图通过制定宪法来实现民主化改革,这次运动也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次运动充分暴露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但它却是德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追求民主的一次伟大尝试。
——摘编自韩承文《1848年欧洲革命史》
材料二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从法律上承认了德意志帝国半专制的君主立宪制。此后,德国在专制和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通过对外战争,对内改革,最终德国成为了当时欧洲大地上的一只雄狮,一跃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不可一世的帝国。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三 考虑到德国的历史原因,一直以来也缺少民主政治制度,同盟国决定全面对德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保障德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在传统地方建立民主自治政府,从而通过基层民主意识唤醒德国大众的民主意识。从地方积累经验,让大众知道通过民主手段来参与地方政治,再逐级推广,为更高一级的民主铺垫。在地方民主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手段制定宪法和组织政府机关,恢复德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通过全民参与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改革公务员制度,减少人为的干扰政治。
——摘编自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
(1)指出材料-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结合材料二分析革命失败的影响。(2)结合材料二、三、分析德国民主化的演进趋势。
材料一 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 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根据材料,概括中日两国糖业发展途径的相同处。
材料 关于普里格诉宾州案的争辩
1842年,奴隶主普里格因抓捕一个逃亡奴隶,向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申请相关证明文件,但该州法院以《1826年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案》中禁止将黑人视为奴隶强制带离本州的条款为由,拒绝受理该案件。于是普里格在没有求助进一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便将逃奴带回本州,因而引发诉讼。
这个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法官分歧很大,判决书上最后写了7个法官的意见,斯托利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结果。
斯托利法官:联邦宪法中“保证奴隶主追捕奴隶或重新获得他的奴隶的权利,在蓄奴州的地方法中,这些奴隶是被当作财产看待的”的原则,是需要自由州承认的一个普通法原则,追捕逃奴的管辖权完全建立在联邦最高权威的基础之上。
麦克林法官:黑人不是财产,而是具有人格的自然人,联邦政府要求自由州交出逃亡奴隶的行为无疑会干涉到自由州的内政,对于州出台的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的规定应予以大力支持。
坦尼法官:自由州没有权力出台法律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出于礼让条款,自由州有义务尊重蓄奴州的法律,补充联邦政府对奴隶主权利的保护。
——摘编自宋云伟《美国内战前联邦制因素对奴隶制相关案件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普里格诉宾州案中法官争辩的焦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普里格诉宾州案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材料 1872年,依照欧美军制,日本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陆海两军的最高军政军令机关。1878年,日本又仿效德国,设立参谋本部,首先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二元化”体制。1886年后,日本海军同样也实行“二元化”领导体制。同时又作出规定,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实行武官专任制。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宪法规定天皇拥有最高军令、军政权力,可以直接委任军政、军令两大系统的高级将官,政府及其内阁总理大臣无权过问。军令最高首脑(参谋本部总长、军令本部总长)和军政最高首脑(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有直接上奏天皇、辅佐天皇进行军令军政决策之特权,同时对天皇的军事诏令又有独断执行的权力,均不受政府其他阁员的制约。
——摘编自《〈世界军事战争史—211〉日本明治政府的军事改革(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明治政府军制改革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日本明治政府军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内战吞噬了印第安人大量的胜利果实。有些部落自己也蓄奴,自然跟邦联结成一派,其他的则与联邦为盟。到战争结束,大面积的印第安土地被割让,俄克拉荷马西部因此成了数千名新迁徙者的家园。俄克拉荷马遥远西部的这些未分配土地的开放,标志着印第安对该地区所拥有的独立主权的末日即将到来。随后,联邦政府打散了由俄克拉荷马西部不同部落集体拥有的土地,以160英亩为标准向个人分配。1898年,国会通过《柯蒂斯法案》,废除所有印第安领地的部落管辖权。不到十年,俄克拉荷马的部落民人口锐减到当地人口的1/10,数百个新社区依靠农业、采矿和其他工业发展起来。
——摘编自法拉格等著《合众存异:美国人的故事》
材料二 1934年,罗斯福政府颁布《泰勒牧场法案》。该法案确定了公共草地持照放牧制度,规定了放牧时间和强度,规范了公共土地利用机制,结束了长期以来西部公共草地的掠夺式经营和无序利用状态。
——摘编自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
(1)根据材料一,概括美国内战对其西部开发带来的影响。(2)根据上述材料,说明美国政府西部政策的转变并简述《泰勒牧场法案》的特点。
材料一 1888年,29岁的威廉二世继位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两年后俾斯麦被威廉二世解职,由俾斯麦构架的“大陆政策”被逐步抛弃,德国外交走向“世界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抢占殖民地的热潮对德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在各方面取得的瞩目成就,使德国人有理由相信,他们确实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负有开化全世界的使命。然而,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国家虽然日益强大,但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历史学家特莱奇克宣称:“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领导人瓦尔特·拉特瑙说:“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
材料二 1890年3月,新上任的卡普里维政府拒绝了俄国驻德大使提出的将《再保险条约》延长6年的建议,答复是:德国愿意一如既往地与俄国保持最好的关系,但由于人事变动,目前必须保持冷静,所以不能缔结广泛的协定,不能延长该条约。1893年秋,德国希望将德、英、美三国共管的萨摩亚群岛全部划归自己,遭到英国拒绝,于是德国与英国的对手法国接近,向英国施加压力。1894年5月,英国与刚果国签订条约,试图租借一条贯通东非的地带。德法两国为此联合向英国抗议,迫使英国废除了已经签订的条约。在南非,德国支持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与英国对抗,甚至派出了战舰示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邢来顺《德国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及实施后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国际视角分析德国“世界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之初,革命者需要动员民众参与和支持对英战争,因此他们大多推崇斯巴达和古代罗马的奉献牺牲精神。随着战争的结束,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地位凸显出来,斯巴达、雅典甚至罗马的社会价值便遭到了质疑。1776年,美国革命者基于共识一致选择了共和制。但是激进的共和派主张建立基于社会平等的简单易行的民主共和国;而稳健的共和派把雅典社会描绘成一幅悲惨黑暗的景象,以此证明“纯粹的民主”在古代并不成功。稳健的共和派最终将自己的意志付诸宪法。
——摘编自李剑鸣《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材料二 “失去的事业”指的是战后美国南部白人通过建构内战记忆,为其战败做辩护,并试图夺回在战争中所失去的一切。这种内战记忆产生于战争中及战后,主要以老兵交流、家庭口述和日记等文字方式保存下来。“失去的事业”赋予战前南部的种种美德,把分裂行为建构成一场捍卫南部生活方式的光荣斗争。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新南部的经济发展,“第二次失去事业”增添了“士兵英勇”与“民族和解”这两大主题。世纪之交,联邦政府对南部老兵参与战场遗址维护的支持、一系列的邦联将军铜像在南部城市中心或新兴商业区的竖立,“失去的事业”开始成为美国人的历史记忆。
——摘编自罗超《美国史学界关于内战记忆研究述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北美革命者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系。(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述美国国家认同对历史记忆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把迅速接管明朝疆域奠定“大一统”疆域格局作为主要任务。然而,清朝上层也清楚地意识到,如若仅是承袭明朝疆域,根本无法实现立国,特别是其文化上的先天“短板”,导致立国话语权的缺失,只有构建起超越以往历代的疆域,才能稳固立国根基。因此,自入关初,清朝统治者就把突破以往的九州疆域“大一统”作为预设目标。在乾隆朝重新实现西域新疆统一后,疆域“大一统”观被乾隆帝发挥到极致:“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清朝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被汉族士大夫认定在“夷狄”范围之内,并不具备统治资格,于是清朝在构建疆域“大一统”观时,极力淡化边疆“四夷”观,清帝认为,在疆域“大一统”观的统筹下,“华夷”之间已经成为一体,不再分彼此,这在客观上展现出促进族群融合、解构“华夷之辨”的价值功能。
——摘编自李金飞《论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
材料二 “天命之说”是19世纪中期在美国广泛传播的一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是由美国扩张主义者约翰·奥沙利文于1845年首先提出:“上帝为了让我们年年增殖的大量人口得以自由发展而赐予的‘命运’,是让我们扩张繁衍。”这种观点一经面世,就立即成为美国对外扩张行动的理论依据。1845-1848年间,在“天命之说”华丽辞藻的掩饰下,美国获得了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增加了12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19世纪末,美国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美国总统麦金莱说:“我并不想要菲律宾,菲律宾是作为上帝的礼物而向美国走来的。”麦金菜的所作所为不仅把“天命之说”发展到空前水平,而且在利用它为美国的海外殖民政策服务方面创造了新的纪录。
——摘编自李薇《“天命之说”对美国领土扩张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疆域“大一统”观的特点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天命之说”的作用。
材料一 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 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日两国糖业发展的不同结局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