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直接税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等级征税的制度被根除。对国库而言最有数果的直我应是企业活动,农民肩上的负有所战轻,但尚表办理全子线的光主农民被强行就范,赎金明显超过了人头税。间接税制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酒税收入又翻了一番,按收入量而言,关税仅次于酒税,19世纪下半期随着手续费和对外贸易的增加,关税在俄国税收中的作用急剧提高。总之,政府将征税重心放在间接税上成为税收跳跃式增长的基本原因。1861~1900年,俄国间接税收入增加了4.5倍19世纪末,俄国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85%。虽然欧洲其他大国预算收入也以间接税为主,但未像俄国间接税比例如此之高。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税制与经济增长》

材料一   甲午战争的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400余人、1906年的12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留日热潮的产生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洋务派的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专设《游学》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

材料二   晚清大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进一步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通过日本输入西学，介绍了先进文化和思想，促进了中国教育变革。更重要的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留日学生组织了政治群体，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1911年之前留学教育的最大成果来自留日浪潮，它直接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留日学生邹容、陈天华的著作《革命军》《猛回头》等为反清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黄兴、宋教仁等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此外，陈独秀、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鲁迅成为著名思想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贡献卓著。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蒋凯、徐铁英《近代以来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变迁》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

材料一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爱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显示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新的历史内容。首先，面对着清王朝当权派对外一味妥协迁就，而内部则腐败不堪的状况，魏源强调不改革就不能抵制外来侵略，根绝烟毒泛滥，他在漕运、盐政、水利等具体经济领域里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次，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并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高度来认识。最后，人民群众和清王朝统治集团对侵略势力的不同态度，使他看到人民群众反侵略的力量，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还进一步提出人民群众是决定国家存亡的力量的思想。

——摘编自唐凯麟《湖湘学术开生面，睁眼世界第一人——试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

材料二   海防之道，莫要于知夷情也。知夷情则强弱之势审，而胜败之机决矣；不知夷情则事事乘错，变每出意之外矣。故知夷情与不知夷情，利害之相悬奚啻天渊哉！夷情备采者，采清人魏默深《海国图志》中所辑。其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此书之详尽也。因译以刊行，任边疆之责者，熟读之得其情，则战能挫其锐，攻以制其命。国势一张，折冲万里，虽有桀骜之盗，彼恶能惩其伎俩哉！

——摘编自[日]大槻祯《重译<海国图志>叙》（1854年）

材料   在1857年末改革诏令发布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沙皇依靠高效的官僚机构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并且制定出相当完备的改革法案。这表明历史积攒的隐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既来自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政治危机，也来自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断改革。索洛维约夫说：“如果改革大业不是在专制皇权的主导下开始，那么反对派的实力将会强大得多，并会将改革完全倾覆。”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并且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他促使贵族主动提出改革，在形式上保障了贵族对改革的参与权，使得改革没有变成贵族与沙皇的公开冲突。在最为关键的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表达了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公正立场。在政治斗争中，他对贵族和政府的方案都采取了模糊立场这就保证了贵族对沙皇的信心，同时转移了斗争的焦点。最终在沙皇的保护下，编纂委员会（改革的中心机构）的主要成果得到保留。

——摘编自张广翔等《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1832年一1837年的日本，天灾频仍，导致农业歉收和全国大饥馑，农民起义频繁发生。为维护封建统治，幕府在水野忠邦的主持下实行改革。改革始于1841年。主要措施是

（1）巩固幕藩领主制经济基础，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强迫外流的农民返乡，严格限定农民外出做工期限，严禁农民从事副业生产。

（2）抑制物价上涨，实行公定价格，禁止奢侈，矫正风俗，严格限制城乡人民生活。

（3）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加强对江户湾等战略要地的军备，以巩固海防。改革未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级层不满。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败。

——摘编自人民版《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教师教学用书》

材料一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没有把1776年颁布的《独立宣言》和当时许多州宪法中所列举的民主权利包括在内，引起北美民众的强烈不满。在麦迪逊等人的倡导下，提出12条修正案。其中10条（通称《人权法案》）于1791年12月得到批准并生效。主要内容是：宣布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信仰等自由，规定非依法律不得扣押人、捕人、搜查及没收财产以及刑事诉讼案中的被告有权要求迅速公审和律师辩护等等。

——摘编自谷盛开《国际人权法》

材料二   我（指亚伯拉罕·林肯）利用我的职权，正式命令并宣告上述诸州以及某些州的上述地区以内所有作为奴隶的人，现在和今后永远获得自由……我现在命令这些被宣布自由的人们，除非是必须的自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劝告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应当忠实地为合理的工资而劳动……这些人可参加合众国的军事工作，驻守炮台、阵地、卫戍区域以及其他地区，以及在各种军舰上服役。我真诚地相信。这个举动是一个正义的举动，合于宪法的规定，根据军事的需要……

——摘编自林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材料 林肯对美国作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其遇害后所产生的“伟大的解放者”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标准的美国历史叙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学界开始挑战这叙事。七十年代“新美国史学”流派出现，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也注意挖掘相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研究。随着八、九十年代州权主义的抬头，林肯“伟大的解放者”形象受到颠覆性质疑。埃里克·方纳认为，林肯一方面提倡自由劳动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可奴隶制在南方的存在，这说明内战与解放奴隶并不直接相关。芭芭拉·菲尔兹也认为，内战中真正启动废奴进程的不是那些写在国会或总统文献上的文字，而是来自那些为争取自由而采取“主动行动”的奴隶。

——摘编自（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