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740年，“德意志之父”腓特烈二世即位。其时官兵尖锐对立，为此他提倡团队精神，实行铁血治军，普鲁士打造了一支军纪极其严格的钢铁部队。他大力发展军工，在位时普鲁士制造了6000多门大炮，在欧洲首屈一指。1741年，在莫耳维茨会战中，奥地利重创普鲁士骑兵，腓特烈立刻改组骑兵，注重骑术，缩减武备，提高冲锋速度。为增强炮兵机动性，他让炮手骑马作战，创立骑炮兵；新式炮兵大显神威，使炮兵成为和骑兵、步兵并列的三大兵种。在军事体制上，腓特烈设立了侍官总署，成为后来德军参谋部的基础。腓特烈改革奠定了德军雏形，为德国统一提供了军事基础，指引了欧洲军事改革方向，他被公认为欧洲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

——摘编自《大国军队的崛起：“德意志之父”的超前军事改革》

材料一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临阅河工。二月，康熙帝抵达浙江绍兴，祭大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三月，康熙帝至南京谒明孝陵。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四月，康熙帝制《孔子赞序》及颜、鲁、思、孟四赞，颁于学宫。五月，颁行《孝经衍义》。七月，派索额图与俄国使臣会谈于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摘编自《大清十二帝》

材料二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1661-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进入全盛时期。他主张“朕即国家”，坚信自己是神圣的绝对君主。在其统治下，法国政府体系高度集中专制，这种统治模式为法国带来了相对稳定；他鼓励工商业发展，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这些举措为法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绝对君主制导致了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增加，削弱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和个人自由发展，导致社会创新能力盼下降。

       ——摘编自《路易十四时代下的法国波旁王朝》

材料三1722年，彼得大帝建立《爵位表》（职级表或官秩表）的晋升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职等级分为十四级，量才录用、晋升军政官员，只要晋升到前八级，无论出身多低，都可受封为贵族。这一制度强调个人才华和能力，而非家族血统。它不仅是一个晋升途径，更是对社会阶层体系的一种挑战，限制了旧贵族的政治影响。

——摘编自《彼得大帝：俄罗斯历史的不朽巨人》

材料一   1870年，原幕府事务局大译官创办了近代第一份日报——《横滨每日新闻》;1872年，《东京日日新闻》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御用报纸，并得到数位政治家的鼎力支持。19世纪70年代，《读卖新闻》等宣传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新闻”报纸陆续问世，而带有娱乐色彩的“小新闻”也崭露头角。1875年明治政府颁布《新闻纸条例》，明确规定“凡欲发行报纸者，必须向内务省提出申请，获得许可”。19世纪90年代，全国性商业报纸开始出现，从社会大众角度剖析政治问题，报道内容也更倾向平民化。20世纪初，日本报业依靠兼并、垄断组成股份制企业，《每日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成为日本三大报，从此“三足鼎立”。

——摘编自尹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报业的发展与嬗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批开明人士在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将封建社会类似报纸的“瓦版”同西方报刊模式相结合，创办了近代中文报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香港成为新的报业重心，这一时期参与报刊创办的无论是近代知识分子还是洋务派官员或商人，都将报道重点放在了西式文明上，如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针砭时弊，并倡导言论自由，随后创办的《上海新报》等也成为鼓吹兴办洋务的主阵地。此外，《申报》发表了若干评论时务和为中国富强献策、揭发基层苛政的论说文。而这一时期多数办报不以盈利为目的，很多报纸从创刊到停刊只有短短几个月，因此《申报》等采用优惠宣传的方法，推出类似于现在报纸的“广告套餐”，以寻求资金。

——摘编自曾浩《19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报业生态环境研究》

材料   俄国农奴制改革后，政府开始调整书刊审查政策，出现了报刊大众化现象。自1860年开始，俄国定期出版物行业每年都维持着3%—5%之间的平稳增长率，出现了《言论》《现代新闻》《数学公报》《古代俄国》《戏剧和艺术》《俄国音乐报》《摩登商店》《建筑公报》《对话东正教》等新报刊。政府将部分官方刊物交由私人管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还有小市民、农民等纷纷加入这一行业中来。报刊经营者们抓住时代机会，在内容上迎合读者的需求，不仅报道国际国内重大新闻，更关注疾病、生活保障等各种社会新闻。广告和零售业务的开展，使报刊逐渐摆脱了对外来资本和政权的依赖。报刊大众化推动着俄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摘编自王目坤《19世纪60—80年代俄国报刊的大众化现象》

材料   19世纪被冠以“历史学的世纪”之名。一个时代的思想归根到底是这个时代与社会的反映或折射。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雄视天下，可谓志得意满”。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人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同属性”，发掘德意志的历史则是最有效的途径。19世纪30年代，德国史学家兰克通过对近代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分析研究，系统总结贯彻了“如实直书”的原则，运用史料批判方法严格考订各种史料，强调以第一手档棠文献材料为基础来撰写历史，但第二手史料绝不是完全没有用而必须被舍弃的。兰克继承并发扬了自修昔底德以来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在他看来，历史著作的主角只能是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最耀眼的人物，民族与国家，正是兰克等人在史学科学化，专业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德国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心。

——摘编自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材料   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其动因主要来源于“无承诺、不纳税”或“无代表、不纳税”的公正、公平观念。在日本，与权力精英相对应，非权力精英要求通过立法机关（议会）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所以争取参政权，是因为意识到作为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即纳税和选举权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1873年地税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直接向国家纳税，因而在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眼中，国家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参政权。1874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组成“立志社”，大力提倡“天赋人权”，呼吁建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1875年2月，组成统一的政治团体——“爱国社”。该政治团体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明治时期近代化的得与失》

材料一   圈地运动迫使大量农民进城，使得城中的流浪者大量增加，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为此英国政府于1662年颁布了著名的“定居法”，其主要内容是将在异地特别是大城市居住的权利与财富联系起来。“在当地年房屋租金为10镑以下的外来人口”可以被遣返回原籍，而当时工人年收入大约5英镑。如拒绝返回，将被送入“济贫院”，接受强制劳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定居法引起了工人和越来越多的工业资本家的不满。到了20世纪初，在面对英国各地兴起罢工风潮、英国失业人口增加等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时，定居法则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

——摘编自张绍忠《英国“户籍制度”缘何被取消》

材料二   1871年，日本政府颁布《户籍法》，一“户”指同住一地的家族全体成员。户主是家族之长，由嫡长子继承，可以凭借申报权掌握对整个家族成员人身的控制权。此后日本通过对《户籍法》的三次修订，逐步强化了户主权。一方面，这符合封建色彩浓厚的财阀集团、地主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继承了封建时代的武士道之“忠”和家族之“孝”，用家族制度来保证人民对天皇（以及天皇的政府和军队）的绝对服从。这使个人权利的伸张脱离了法制基石，最终在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思潮泛滥。

——摘编自王鹏飞《近代日本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变迁》

材料   近代日本立宪君主制明确天皇总揽统治大权，其大权由互不统属的各机构分割代行。在这种分权体制下，军部的权力不仅独立于政府之外，还干预甚至操纵政府决策。1900年政友会成立，之后政党逐渐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1913年，民众掀起反对藩阀和军部势力、拥护宪政的运动。1918年9月，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开始推行改革。首先改革众议院选举制度，将现行纳税资格从10日元降低到3日元；其次将皇室收入用于资助设置大学、中学及实业学校的六年计划及奖励在教育事业上有勋劳者，并用皇室财产弥补预算不足等。原敬还计划将陆军置于政府领导之下，并由陆军自主进行去军国主义改革。1921年11月4日原敬遭到暗杀，改革戛然而止。

——摘编自陈伟《原敬关于立宪君主制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材料     在向近代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当时中国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与“君权神授”“三纲五常”这些封建教条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而近代日本由于对文明认知的开放性、广源性与善于学习、见能思齐的民族性格，其维护旧体制、抵制变革的力量远不如中国。同时，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的推动力量也非常薄弱，而日本一些长于韬略、精明强干的人才在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后，便陆续聚集到中央政府之中，他们居于整个倒幕运动乃至明治维新的领导地位，善于把握时机，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动员全民参与。另外，日本实行的是幕藩体制，各藩大名通过组织自己的藩政府来进行自治。相较于中国清王朝那种唯一的试错主体，在日本，民间和个人成就了多元的微观试错主体。

——摘编自庞绍堂、石晶《中国近代变革失败原因探析——从中日近代化制度成本比较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