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学的转变

18和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世纪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哲学式历史学”的史学编纂在空间上越出传统地域，开始把西方人目力所及的东亚和大洋彼岸、中南非洲等囊括到世界史体系之中，从而产生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说：“我们应当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精神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艺术和祖国的事件。”

19世纪，欧洲史学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很多史学家强调必须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各个民族，认为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他们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同时，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历史，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

——摘编自刘耀春《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材料一   明中叶以来，江南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苏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苏州的繁华带来了奢侈消费的风尚.使它成为当时的时尚之都，邻近的地区纷起仿效，奢侈消费风尚逐渐弥漫于苏松杭嘉湖诸府所属各县各市镇，并通过频繁往返于各地的商人为媒介，很快向各地散播。在奢侈性消费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王公贵族和上层士绅。他们集特权和财富于一身，成为晚明奢侈商业的最大受益者，并在权力的庇护下，抢占商机，与此同时，商人通过与士大夫相结交攀附，逐渐跻身士绅之列。这一潮流催生出晚明乃至整个帝制晚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那就是绅商，这个阶层将权力与财富相结合，成为明清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士大夫热衷于奢侈商业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谓利弊兼有，而绅商形成的另一途径，即由商入仕，则可帮助我们解读何以中国商人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等

材料二   18世纪以来，英国消费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预示着现代社会给人类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和精神愉悦。各种奢侈品如茶、咖啡饮品、食糖、郁金香、衣帽、珠宝、银质盘碟、精致家具以及其他新潮商品充斥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领域。一种感官和精神上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被前所未有的刺激起来，弥漫着整个英国社会。17 世纪末到19世纪初，奢侈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不断由贵族阶层下移到富有的中产阶级及社会下层。由于奢侈品多是与人们追求优雅、精致以及愉悦生活方式分不开的，所以奢侈消费追求直接刺激了奢侈行业的发展。18 世纪英国奢侈品制造业有丝绸行业、陶瓷工业，甚至到制鞋业、帽子业以及马车制造业等。18 世纪英国最有名的两个金属制品中心是伯明翰和谢菲尔德，伯明翰以五金制品和小玩意闻名欧洲，谢菲尔德以刀叉制品闻名，其中伯明翰制造的各种工业品在欧洲和美洲市场深深烙上了“英国制造”的特性。

——摘编自曹瑞臣《论海外奢侈品消费对近代英国社会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