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科学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面向社会生产需要的实际应用。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欧美主要国家出现了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科技活动的发展趋势。19世纪后期，美国建立了国家科学院，颁布了资助科技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莫里尔赠地法令》。但传统观念认为政府权力膨胀会不利于社会发展，国家应限于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使国家科技职能的发展受到不少限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少数私人垄断资本控制了美国绝大部分科研设备和科研成果。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政府科技体系，政府科技经费也相应大幅度增长。

——摘编自梁伟《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政府作用》等

材料二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的科技投资表     单位：十亿美元

——摘自经合组织《国家科学政策评论——美国》

材料三          1991—2001年部分国家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科技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4）》

材料一   明清鼎革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海徙山移”的历史巨变，士人们开始对传统帝制时代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其中唐甄（1630—1704）以平等思想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一位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平等问题的思想家。唐甄从人的自然生理角度论述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追求生存和发展是人天然的权利。他又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人之生也，无不同也”。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批判社会贫富悬殊。在家庭伦理领域，唐甄提出“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主张夫妇之间应该“敬且和”。

——摘编自梁靖《唐甄的平等思想及其特色》

材料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黑人是最早和最热心斥责欧洲兴起法西斯主义的美国人”。据统计，截至1940年冬，美国75%的国防工业不接受黑人，即使到1941年3月，在17.5万名接受过国防工业生产培训的人中，也只有4600名黑人。二战使黑人看到了争取种族平等的希望，二战期间，美国国内各种关心种族权利的组织空前活跃。在大萧条中失业的黑人工人也终于因为战争再次找到工作，但是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这一切的结束。如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指出的那样，他们所受的待遇使美国白人大大丧失了人们的尊重。战争前后的经历刺激了黑人的民族意识、平等意识和寻求变革的渴望。二战期间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最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

——摘编自燕青《浅析二战对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

材料   二战后，美国向西欧和日本进行的经济扩张，必然引起同其他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种矛盾得到缓解。及至（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爆发的“冻鸡战”成为突出例子。最初是美国先提高地毯和玻璃的进口税，作为报复，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于1962年8月将美国冻鸡的进口税从每磅4.5美分提高到13美分，使美国冻鸡对共同市场的出口额猛降60%，接着又于1963年5月将所有家禽的进口税提高50%。而美国则提高了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进口的卡车、酒类等商品的进口税。在此期间，美国为弥补在欧洲市场的损失，转而将冻鸡销往日本，但受到日本的抵制。1964年1月，日本政府将冻鸡的进口税从10%提高到20%。“冻鸡战”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到那时为止，西欧和美国之间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的一次贸易摩擦。

——摘编自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广泛地介入公民社会权利的保护过程，以此形成的公共政策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核心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也被称作“福利国家”。在发达国家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相对于农民阶级，较早获得了福利保障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转型、经济危机与公民权利运动共同改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定义了新的角色。凯恩斯主义提倡政府积极干预市场，增加公共开支，创造就业，扩大福利分配。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与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实行政策转向，抛弃凯恩斯主义的遗产，转而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试图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大规模削减政府的公共福利开支，鼓励私人资本在福利分配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而民主政治下的政党竞争诱使执政党通过增加公共福利开支，以赢得选举。

材料二   传统计划经济提供了全面的福利计划，政府与单位负责城市人口的福利分配，农村人口则主要依托集体组织。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转型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改变了原有福利分配的基础与结构。2003年始，城市与农村地区逐步建立起由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福利制度，在城市建立与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医疗改革、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障、工伤保险等，在农村建立起农村大病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1999-2006年，国家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中西部地区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为脱贫致富创造基础条件。2006年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继续完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大力度治理重点贫困区，运用财政资金大规模实施易地搬迁，为实现共同富裕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

材料

——摘编自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等

材料   1945年英国工党执政后大力推行以国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1946年通过《民用航空业法》，将民航机和航空站收归国有，并成立了直属国家控制的三家航空公司。1947年1月政府又将海底电报和无线电报的各公司国有化。1945年先后将技术水平低、长期亏损，需要动用巨额的资金才能进行技术改造的煤炭、钢铁和电力工业部门国有化。1945年10月通过了《英格兰银行国有化法案》，以方便政府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同时继续执行1944年保守党政府通过的教育法案，1946年11月颁布了《国民健康服务法》，使居民享受免费医疗。从1945年到1948年还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险制度。工党政府所实施的改革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因而受到英国人民的欢迎，许多人以为这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摘编自杜奇华《战后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