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据材料一，指出明朝前期对传统中央官制创新的主要史实。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中阁臣权力有何变化？
(2)据材料二，指出明中期阁臣对政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在我国古代并没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各个王朝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虽然这种机制涉及的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仍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除了这种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百姓之间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证机制。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的利益。
——摘编自杨守涛《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协商政治”是从追求“议会协商”开始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革新，试图通过立宪改革来挽救其败亡的命运。谘议局与资政院就是立宪改革的重要举措，它们是清政府试行议会、开放政权的第一步。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设立，满足了新式士绅阶层参与政治的愿望，为“制度化容纳民意”提供了参考和实验平台。清政府被推翻后，承担向议会政治过渡职责的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终止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乱象丛生。社会对以武力为手段的革命空前崇拜，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而勃兴于晚清后期的“协商政治”精神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语境中被湮没，之后又在早年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中彻底沦为边缘角色。
——摘编自周巧生《近代中国“协商政治”的制度渊源探究》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意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协商融入政治生活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有效协商开展合作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达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共识，从此“政治协商”承载了国人对战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协商会议虽未落地生根，但这种集众家之长、和平协议国是的传统却被中共和民主党派继承下来，并在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发扬光大，直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摘编自张晓《浅议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协商机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协商政治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意义。
材料一 僧一行，唐代僧人，也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同梁令瓒和工匠们，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一行还设计了一种叫作复矩图的仪器，并组织大规模的测量活动，测量地点北到铁勒曰纥布（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林邑（今越南中部）等十三处，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的科学测量。开元九年（721年），据李淳风的《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不准，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后来一行修订成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大衍历》，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明末吸收西洋历法才有所改变。
——据朱绍侯等著《中国古代史》整理
材料二 唐代，中国与西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很频繁。佛曲九仙道曲、卢舍那仙曲以及琵琶等乐器演奏技巧，舞蹈中的四方菩萨蛮队舞，杂技中的幻术、吞刀、吐火等，都是通过佛教徒的中介，由西域传到中国来的。
——摘编自谢重光《论唐代佛教徒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材料三 公元816年，淮西战事刚一结束，宪宗就下诏天下，在社会上兴起了佞佛崇道的风气，佛教势力迅速膨胀。《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宪宗亲自派人迎接佛骨，历时一个多月。据统计，中唐时期，唐代的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寺院大量占有土地，且享有免除徭役和租税的特权。
——摘编自曾绍发《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僧一行取得巨大科学成就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僧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重要载体的背景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排斥佛教的原因。
材料一：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官僚体系的特点是理性的共同体行动，它所造成的“非人格性”一旦定型，就能够形成一种凌驾性的权力，“专制君主在面对官僚之优越专门知识时，也有同样的无力感，在某种意义下甚至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无力”。
——摘编自尹敏志《军机处：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
材料二：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三：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概括材料一的观点并结合唐朝时期的有关史实加以说明。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前期对传统中央官制的继承和创新的主要史实。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明中期阁臣对政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原因。
| A．《浅议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朝代——夏朝》 |
| B．《趣谈周武王与分封制》 |
| C．《论隋唐三省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 A．不利于公众力量的积极参与 | B．有利于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 |
| C．有助于城市建设的科学规划 | D．官员疏于政务贪污腐败成风 |
| A．《以〈红楼梦〉为例浅议宗法制下的社会生活》 | B．《论隋唐三省六部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
| C．《谈北宋“重文轻武”的特点与影响》 | D．《论清代丞相与军机大臣的权力制衡》 |
材料 欧洲“中世纪”的概念，最早是由15世纪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提出的。他在《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的历史，472——1440年》中，认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古代史的结束，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时期，即中世纪，它的历史绵亘千年，至14世纪初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将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浪漫主义学者以及19.世纪以来的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中世纪并不黑暗，它对人类文明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上述“中世纪”历史的评价进行论证探讨。（说明：在材料中任选一个观点进行论述，也可以提出新的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并不是汉族统治者强迫少数民族“汉化”，而多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汉化政策。此汉族已非华友，而是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混血”的新民族。
——摘编自徐杰舜、杨军《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一体凝聚多元》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是曰领土之统一。”改变过去那种“以四万万人受制于一人，以四大族屈服于一族”的状况，实行“人人自由，五族平等”。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地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尽管国共两党的政见有着根本的分歧，但是在抗日救国的大原则上达成了一致。除了汉奸傀儡卖国贼之外，在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中，没有哪个政党或个人提出中国可以分治。中国人就整体上来说，无论其所属党派和个人信仰如何，认同少数民族和汉族同为中华民族成员的问题已经解决。祖国边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的少数民族，不论在敌后还是在敌占区，甚至在国界之外，都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摘编自胡岩《论中华民族的百年认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汉化政策”的典型事例，并简要说明这一典型事例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概括孙中山有关民族问题的认识。
(3)根据材料三、概括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增强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