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官僚体系的特点是理性的共同体行动，它所造成的“非人格性”一旦定型，就能够形成一种凌驾性的权力，“专制君主在面对官僚之优越专门知识时，也有同样的无力感，在某种意义下甚至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无力”。

——摘编自尹敏志《军机处：帝王集权的意外结果》

材料二：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三：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整理

材料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流动，既有居住在边地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流徙，也有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纷纷外迁。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波澜壮阔的人口大流动，从短时态来看是加剧了社会动乱，但它也对社会的久 远进步，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曹文柱等《乾坤众生》

材料三明代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 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秦从商鞅以来，在法家“明法”思想的指导下，秦律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严厉惩罚政治犯罪。凡是反对君主“为乱”“为逆”的行为，最少是死刑，多是“灭其宗”“夷三族”。甚至宣读诏令时不起立致敬，也属犯罪。二是保护公私财产的合法所有，惩治盗窃行为。如私自侵犯别人田界，“赎耐”：“盗采人桑叶”，罚30天徭役：五人以上集体偷盗抢劫，处以“斩左趾”刑。三是对于一般的斗殴伤害、奸淫伤害也给以惩治。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过去在法学理论界，讲到法律制度的划分，好多都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来划分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从阶级属性讲，西方国家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都属于资本主义法系。对于资本主义法系，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这种法律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

——栗战书《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材料三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发展道路。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国家命运，尝试了多种宪法制度，都未能改变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状况，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找到自己的领导力量。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这一切，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宪法制度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宪法与时俱进，不断回应人民对宪法的期待。

——韩大元《增强宪法自信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