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洋经济对大国发展有着内在的持久推动作用。英国就是一个正面典型。英国通过海洋向外扩张，不断谋求海外殖民地的经济资源，源源不断地为其自身发展注入财富，最终铸成“日不落帝国”。其实，在海洋发展初期，英国与西班牙、荷兰等海洋强国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制定一系列航海条例，并为贯彻法案不惜与荷兰开战。而当自身海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英国又将航海自由原则运用到极致，力图为英国海上霸主提供制度保证。

——摘编自冯梁《西方海洋强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79年，美国“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简称FON）出台，旨在通过对全球范围内被美国认为存在“过度海洋主张”的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来保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权利”。2009年之前，美国赴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相对较低，且没有针对性地指向某一特定国家。2009年，美“FON”计划作出针对性调整，南海开始成为航行自由行动实施的重点。 “FON”计划的调整是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利用南海争端和航行自由问题打压中国的海洋主张，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美国逐渐增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并不断以“航行自由”名义派遣舰机赴南海执行侦察、巡航任务。

——摘编自刘松岳《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端研究——基于海权观的视角”

材料三   中国在海洋领域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倡议是为了塑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非谋求地区霸权、逼迫周边各国“选边站”。中国建设的是海洋经济发达、管控有力、合作广泛，拥有强大涉海综合实力的海洋强国，并将坚持奉行和平发展道路，摒弃“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坚定维护合法海洋权益，不争夺海洋霸权，不断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摘编自王宇轩《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一：1500年至200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海上格局基本上是由世界强国操纵的体系，并非是诸多国家操纵的均势体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海洋霸主。其中英国与荷兰在17世纪爆发了三场为了争夺海权、基本由海战组成的战争(1652—1654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18世纪开始，英国再次确立了海上霸权。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英国海上霸权衰落和美国海权崛起之际，曾出现英、美、法、日等海权国家并立的短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海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上力量。

材料二：和平解决海洋争议的规范精神酝酿于二战后，在21世纪得到了广泛确认。《联合国宪章》明确强调了和平解决争端的精神，和平解决海洋争议逐渐成为世界的广泛共识。被称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当前全球各处的领海主权争端、海上天然资源管理、污染处理等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裁决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多处规定了海洋利用的“和平目的”和“和平用途”。在21世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度和规则的广泛实践、海洋争议的加剧和大国海洋地缘竞争的回归，正推动着“海洋自由”向着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16世纪以来的海上格局演变》

材料一   新航路的开辟，新作物的引入和扩植，意味着能够种植作物的地方变多，农民在垦殖（种植新作物）过程中，即使注意保持耕地肥力、降低水土流失的可能性，也会因为垦殖过程中破坏了植被对河流产生负面影响，在某地频繁出现洪灾且耕地肥力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农民通常会选择到新的地方垦殖，由此开始了对新的地方的破坏，呈现出恶性循环状态，自然灾害的发生率随之持续上升。与小麦和水稻等传统作物相比，玉米、红薯和土豆等新作物的引入和扩植，能够有效降低出现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助推明清两个王朝（尤其是清王朝）人口总数的增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新作物的引入和扩植也提升了清王朝面临的人口压力。

——摘编自林妹含《美洲新作物的引入和扩植：对中国的影响及启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也肩负起一个大国应有的担当，并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8.1%，经济总量突破110万亿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近两成，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十分可观。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秩序维护，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正向推动力量。在一次次全球性危机中，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摘编自王辉耀、苗绿《从被动到反哺：中国的全球化之路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

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中东地区战争频繁是美、苏“冷战”对峙、争夺世界霸权的产物。为保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实力，美、苏一度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从而阻碍了中东问题的解决。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开始谋求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东问题。1978年，美、埃、以三国首脑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埃以之间开始了通向和平的努力。然而埃及的单独媾和行为引起了部分阿拉伯成员国不满，同时，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策划暗杀了萨达特总统。

埃及与以色列的握手言和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1993年，巴、以双方在美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是中东和谈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和平之路并不平坦。1995年，推动巴以和解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再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犹太极端分子刺杀身亡。此后不久，以色列右翼集团执掌政权，在中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时至今日，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仍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双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巴勒斯坦内部如“以暴抗暴火的活动和以色列“以暴制暴”的军事镇压，造成双方相互仇视和冤冤相报，使暴力冲突不断，中东的和平进程异常艰辛。

——摘编自高中历史岳麓版选修教材《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与英交涉时，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而在1843年初，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触动了道光帝求和自保的心态，于是宣布“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渐与西方靠拢，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提出“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材料二   冷战终结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盛行着如下一种心态：冷战结束了，美国胜利了，现在是美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主张美国应该保持其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性，远离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新孤立主义。然而，共存于世界环境中，当一些地区发生战争把美国及其盟国连接起来时，美国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尽可能地采取国际多边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在协调威慑和打击侵略方面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些派别认为，美国要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保持国内和国际和平，保持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海外平衡正是一种适应正在出现的多极化世界的战略。还有一些支持者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感到乐观，认为美国今天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享有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具有霸权影响力和权威，因此要研究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摘编自任晓《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材料一   明清时期植棉逐渐成为国家战略，直到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的棉纺织技术都处于世界较高水平，我国的棉纺织品不仅为百姓提供了精美的衣着原料，而且销售到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过程中，中国棉布的外销数量持续增长。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棉纺织机及与之配套的复杂的机器系列相继问世及大地提高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力，……经历百年的抗争后，印度彻底从棉布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英国还将目光投向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到1831年，中国棉纺织贸易首次由出超变入超。鸦片战争后，“美国棉”“英国纱”“东洋布”充斥在中国市场上，中国本土棉花产业急剧萎缩。

1893年，张之洞从美国引入陆地棉种子，在湖北试种初步获得成效。此后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及一些棉纺企业，不断大量从美国引入陆地棉种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国家采取了扩大棉田面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更换优良棉种等措施，棉花播种面积扩大一倍多，为中国成为大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出口国及消费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已由产棉大国变为产棉强国，形成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新疆三大产棉区。目前，我国棉花产销一体化成熟，郑州交易所取得了棉花这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新疆长绒棉是由海岛棉培育而来，具有暖和、透气、舒适的特点，而且纤维柔长、洁白光泽、弹性良好，深受市场欢迎。2020—2021年新疆棉产量520吨，占国内产量比重约87%，占国内消费比重约67%。自人工合成纤维诞生以来，棉花占全球纤维消费的比重逐渐下降至30%左右，今天，全球每年约生产5200万吨的石油基合成纤维，几乎是全球棉花产量的两倍。21世纪20年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抵制新疆棉花和纺织工厂”，实际上是想要将中国从全球纺织龙头的宝座上拉下来，打击中国对全球纺织业的绝对支配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黄金生的《棉花：曾经改变世界格局的“神奇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