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及明之季，荷兰入处，布政施教，始以其法颁之台湾，所谓属地之法也……荷人以此法颁之爪哇，且以行之台湾。土番睍睍伈伈，受其约束，莫敢支吾。

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以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

材料二   美国学者弗兰克所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综合各家之说的基础上提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全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流入了中国……大量白银的流入必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就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丝和丝绸而言，其产地主要为太湖周边的江南地区。因海外市场的刺激而迅速崛起的“外向型”经济，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从而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   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远西奇器图说》等），清代顺康两朝，皇室爱好西学。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来华耶稣会士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种精神借鉴。

——冯天瑜《明清之变何以改变中国》

材料一   天下之乱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摘引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摘引自顾炎武《日知录》

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

——摘引自王夫之《黄书·大正》

材料二   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

——摘引自《王文成公全书》

材料三   利玛窦的贡品单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

材料   郑以伟（1573-1633年），江西上饶人，万历年间中进士。其座师冯琦及同年多人均与传教士有交往。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结识利玛窦并见到了其寓所的世界地图、西文书籍等，其中地圆说对他触动尤大。他对西学的认知，集中体现在《泰西水法》序和《七克》序。《泰西水法》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三拔和徐光启合作完成，主要记叙取水、蓄水之法，是传入中国的首部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郑以伟《泰西水法》序充分肯定了书中取水具的实用价值，同时质疑了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七克》为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所撰，宣扬“谦让以克骄傲”等，寓道德训诫于故事、寓言中，颇受欢迎。郑以伟为《七克》所撰之序，一方面肯定其收拾世道人心的功用，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天主教“七克”不如周敦颐“主静”说触及根本。

——摘编自陈拓《晚明内阁阁臣郑以伟与西学》

材料一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随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中西文明对话的渠道得以打开。西方传教士们带来的部分西方近代科技使徐光启、李之藻等思想趋新的士大夫产生浓厚兴趣，他们认为：“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徐光启与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一起将西方数学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汉文，翻开了中西数学交流的第一页。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等也由传教士相继引入中国，中国一度出现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并取得一定成绩。

-摘编自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材料二   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通，输往欧洲的中国商品大大增加。中国商品所体现的高超的制作技巧和优雅的艺术品位，令欧洲人为之震惊。欧洲人对中国有了初步认识之后，中国人的信仰就成了欧洲人关注的焦点之一。许多报道都指出，中国人虽然不信基督教，却因尊奉儒家规范而养成了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习俗，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启示绝不是道德的唯一源泉。在传教士所提供的素材中，欧洲思想家们还看到了他们所追求的开明专制主义。伏尔泰以钦美的口吻写道，在中国“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他们把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欧洲国家应该追随的榜样。

-摘编自张顺洪等《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自先秦时期始，人们已经开始记录雨、雪、风、雷、云等天气现象，殷商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诸多有关降水强度和降水量方面的记载，开始区分雨量的大小。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八种风向的区分并首创云状的分类。而后理论知识逐渐成型，如《后汉书》《齐民要术》等著作中已能清晰阐述霜的预报方法、降雨降雪等原理。宋代的气象学术更是蓬勃发展，北宋二程兄弟表达出对雷电成因的认识，同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更是对虹、晕、海市蜃楼等诸多大气光象做了合理解释。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国内出现专门的气象学译著，如《气学入门》《测候丛谈》等书，这些译著将西方完整的近代气象学知识引入中国。随着时局变迁，晚清时期外人纷纷在华设立气象台站。“徐家汇观象台”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建立的气象台站，其建台初的主要目的是为外国海轮进出上海港时间和气象进行观测服务。除传教士在中国所建设的气象台站外，欧洲列强也建立了各类气象观测站，以便收集气象情报。如英国建立的“香港皇家天文台”和德国建立的“皇家青岛观象台”等。这些气象台站让国人意识到气象观测的重要性，对日后中国自己创建气象台站进行观测有着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钱馨平《中国近代气象学科建制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