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1773年，清政府设置四库馆，开始编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继承《隋书·经籍志》分类方法，把全部书籍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下面又分许多类。四库馆中以考据学家为主，他们以专注的态度“分别流派，撮其要旨，褒贬评述，指陈得失”。在四库馆臣看来，经史二部是最重要的学问，“学者研精子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全书收录了经戴震的努力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代算书，也收进了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著作，但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未列入存目。编撰者在此过程中按照清廷政治标准销毁了不少“禁书”。

——摘编自戴逸《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

材料二   狄德罗受出版商委托，集结知识精英，编撰一部新的“百科全书”。其编纂成员涵盖公卿、贵族、官吏、学者、教士和平民等。编撰者不受官方束缚而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鼓吹民主、自由，主张天赋人权，让“人”在百科全书中占统治地位。该书最终以《百科全书一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定名，于1772年出版完毕。这部著作继承了培根的知识分类体系，以各门知识的统一为基础，勾画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分类体系。在书中，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尺度，政府、社会、宗教、学术，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前，辩明自身存在的价值。

——摘编自林硕《〈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编纂成员对比与互视》

材料一   中国先民使用的最原始的渡水工具有葫芦、皮囊和筏等，后来使用独木舟。至迟到商代，中国造船技术由独木舟过渡到木板船。战国时期，木板船出现了风帆，已开始用铁箍连接船板。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有了极大发展，出现了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楼船是汉代最著名的船舰。“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秦汉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等，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出现了新的飞跃。明代造船工场规模大、分工细，还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等零部件，还有木材等物品的堆放仓库，且造船材料验收、船只修造和交付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摘编自程晓《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兴衰及其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中国造船工业倡建甚早，但起步较晚。在鸦片战争时期，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有识之士集资仿造西船。1861年，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从英国购买兵船的计划。中国花费巨款购买舰队，但控制在英国手里，引起朝野大哗。清政府无奈将该舰队变卖。1862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试造轮船，用蒸汽机为动力的“黄鹄”号试验成功。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分厂造船，使中国近代造船工业有了自己的开端，所造之船，汽炉、船壳两项皆系厂中自造。但是，在清朝当权者中，只讲引进，不讲发展。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清政府把重点放在买船上，连仿造也不干了。

——摘编自戚其章《近代中国造船工业的创建和发展》

材料一   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著。全书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用数据对生产过程中提及的时间、重量、长度、宽度、高度、比率等进行量化。如《乃粒·稻》“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裁⋯⋯凡秧田一亩所生秧，共移栽二十五亩。凡秧即分栽后，早者七十日即收获⋯⋯”，用具体的数据来量化种植时间和秧田本田的比例关系，农民能够根据书中的具体数据来对农作物进行培育，避免损失。农业生产者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生产制造，有利于普及这些工艺技术，使他们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应用。

——摘编自郑雪颖《<天工开物>对中国古代技术传承的创新与历史价值》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在一些开明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的推动下，科学开始逐渐扮演了富国强兵的角色，而传统上对科技轻视的旧观念逐渐瓦解，使《天工开物》得以再版。民国时期近代知识分子逐步替代传统士绅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接受近代教育的同时认识到科技力量对社会变革和生产实践的重要作用，逐渐开始挖掘《天工开物》里的科技思想和经济思想，并在其自身的著作中广泛引用《天工开物》的内容，使长期以来不为“正统文化”所重的《天工开物》及与之处于同样境地的中国古代科技著作的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才有机会成为“显学”。

——摘编自李书状《民国时期<天工开物>再版的原因探析及启示》

材料一   商周时代，中国就产生了“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派更关注社会的人，思想中闪耀着浓厚的人文主义光芒。进入近代之后，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中国。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第一个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带到了中国（如图1）。甚至，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主导耶稣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是人文主义。虽然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来源于对神学教条的反动，但在20世纪的神学界中，人文主义的话语也开始兴起，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神学家，都有把自身宗教表述为“人文主义的宗教”的尝试。当宗教在利用着人文主义话语的时候，人文主义也在利用宗教。

图1 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

——摘编自章可《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等

材料二   蔡元培于1934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吾人一说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联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因为他实在是文化运动上最显著的一个例证。……观察我国的文化运动，也可用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一种参证。”胡适指出，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自觉的人文主义、理智主义、自由主义的再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