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共同背景。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材料一 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故此制因价值丧失以致事实上之消灭。然在周代既有长时间的历史，儒家复衍其法意以立教，故入人心甚深。
——摘自《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儒家重视宗法与族谱的生活伦理和社会功能，并将宗法伦理运用于族谱的编撰之中。张载主张用宗法与谱系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苏洵在创修《苏氏族谱》时，明确希望“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摘编自张载《张子全书》、苏洵《嘉祐集》
材料三 后世封建不行，而宗法因之以不讲……盖因谱不时修耳，不然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摘编自陈瑄《方氏统会宗谱序》，嘉靖三十七年
(1)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明儒家编撰族谱的目的，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