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尚书·禹贡》中就已经提到了“九州”的名称和位置，其他的先秦史籍，诸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等等也都有“九州”的记载。然而，先秦的“九州”只反映了当时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一种地域观念。直至秦统一确立郡县制度，并没有“州”的设置。到了汉武帝时期，疆域扩展，为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将全国分成十三个监察区，因名称多采用《禹贡》和《职方》中的州名，故称“十三州”。

——摘编自黄钢《我国古代的“州”是怎样演变的？》

材料二   三国以降，州一郡一县三级政区已成为正式制度。三级制实行之初，还算正常，以十数州之地辖百来郡、一千余县，层次与管理幅度相称，比例适当，州、郡、县三级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以西晋前期为例，19个州统172个郡国、1232个县。平均每州辖八九郡，每郡辖七八县，基本合理。梁天监元年（502年），共有23州，226郡，1300县。然而不到半个世纪，形势大变。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已有104州，586郡。这样，南北朝合计，共有220州，999郡，比两个半世纪以前的西晋，州膨胀11倍，郡膨胀10倍。弄得有些官员连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所管辖的地域范围。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一秦汉时期，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其下设县丞、县时。县令掌治民，统管一县行政、司法、教化等事务，县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县尉“主盗贼”。县丞、县尉是县令的佐贰官，但各有自己的属官，可独立行使其职权，县尉甚至还有独立的治所。县中重大文件往往需要县令与县丞共同签署。有时县尉也可以参与人事任命、财政管理，县令、县丞也可以参与捕盗行动。

——摘编自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

材料二明清时期，县长官称知县，下设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然而，事实上县政不论大小几乎概由知县包办。县丞、主薄虽然各有职责，但总体而言：“佐贰官居次而辅政者也，皆当饮敬长官、友爱幕宾，凡事务听长官判断，不可僭越，有伤礼体。”时人认为州县官易造福百姓，其理由就是：“其权专也。专则一，一则事事身亲，身亲则见之真、知之确，而势之缓急、情之重轻，皆思虑可以必周力行，可以不惑。”然而，县政事务繁剧，知县一人难以应付。为处理县政，知县一般都会自费聘请幕僚。幕僚各有所长，可帮助知县处理钱粮、刑名等具体事务，在县政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幕僚与知县为宾主关系，并非政府的正式官员，也不会承担相应责任，一切事务仍需知县裁决。与此同时，知县又时刻处于监察体系的监督之下。重要事务均需及时申奏，如果不奏不申，则会受到重罚。所以，在上级长官面前，知县往往委曲求全，甚至百般奉承。

——摘编自张德美《皇权下县——秦汉以来基层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   研究中国古代制度有两个视角，其一，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这里的“过程”其实包括两重含义——历史性和现实性。前者立足“长时段”，强调不同朝代间制度的关联，注重从制度沿革脉络探讨制度的形成，将制度形成视为历史性演变的结果；后者基于现实政治，关注诸如王朝的政策选择及倾向、不同政治集团的构成及性质、体制的传承及内外压力，乃至“话语”体系等对制度的影响，亦即重视实际运作中的制度面貌。其二，作为“关系”的制度史。所谓“关系”，既包括一制度与他制度相互之间的外在关系，也包括决定制度本身性质的内在关系。制订制度的人、形成制度的过程、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无不反映着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正是各类关系与制度之间形成的“张力”，决定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曲线。

——摘编自何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

材料一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的出现和形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仅能够兼容并蓄、综采汉魏南北朝以来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文化并加以融通运用，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创造出了更为发达、灿烂的文明。

——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新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7世纪初的唐朝，内部组织结构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近于至善，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这种体系与后世西洋所谓的“互相制衡”截然不同，不论唐太宗如何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专制体制。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