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1924—1927年的广州、武汉时期，党军只是服从党的武装力量，在理论上党军统帅并非党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军事活动在中国的极端重要，党军统帅的地位随之攀升，实际上成了支配党的最有力人物。《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厉行党治”，国民党“代表人民负建国大任”，“一切要由党来负责”。国民政府各级组织均受党指导，国民党不仅在中央建立了以党统政的党政互动体制，还建立了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到省、市、县党部的垂直领导机构，并在各类产业、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相应地建立了党组织……把国民党的影响扩大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理论上的“合法性”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了维护其现实统治的“合法性”，国民党垄断了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在戴季陶、蒋介石和陈立夫、陶希圣的解释下，三民主义成为可以给现实生活中国民党各项政策提供全部合理性依据的高度灵活的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今天与未来，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举凡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现实统治的思想和行为，均在排斥之列。在国民党的精心设计下，三民主义成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的中国“道统”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中国民族与文化传统的特殊性。1928年后，就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武器，向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发起全面进攻……1929年后规定全国大中小学举行“党化教育”，强制灌输三民主义。1929年、1930年夏又制定《出版条例》和《出版法》，成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严禁违背“党义”的出版物和电影的出版和发行。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众多的由国民党控制的出版机构，大量印行党义出版物和攻击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宣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