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亨廷顿指出，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是美国信念，而美国信念的精髓则是新教精神。新教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秉持人性恶的理念，新教教徒不信任政府并警惕膨胀的权力，主张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这一理念催生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平等观念等重要内容。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自由的追求一向同捍卫个人的权利相结合。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各州相继制定的州宪法、《独立宣言》乃至1787年宪法：都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契约理念。而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文化渗透进历代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对其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以及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高度一致、历久不变的美国政治文化使美国人的政治共识所反映的每一种价值观都能从其他几个价值观里推导出来。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以及相互渗透、支撑的关系还强化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这样，美国政治文化诸要素的内在统一与美国政治体制高度契合，同时也是美国人的政治共识，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最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
——摘编自牛霞飞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国人开始进行反思，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肇始。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开始从政治制度层面进行的探求，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等政治制度，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深入到思想价值观念层面，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之后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一直被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实践中，中国公民逐渐形成民主思想观念，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得以改造。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培养了政治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对于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封建主义政治思想观念残余，促进新型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郑博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
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阻碍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因素，并归纳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而采取的措施。
材料一 人们形容这一时期（中华民国成立后）“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使孙中山等人看到了中国民主共和的希望。但是，孙中山良好的政治设想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所打破，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身亡、11月国会被迫停止议事,1914年1月部分留京议员被袁世凯遣回原籍。
——摘编自孙岩《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探索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两种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出现可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不同的利益集团，包括各种政党、民族、宗教,可以通过协商形成共识。协商民主的主要意义是能够保证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保证各个阶层、各种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和各个政党，都能通过这种形式参政议政。协商民主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民主形式，同时又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民主监督的一种民主形式。
——摘编自李君如《中国人在民主政治问题上不要妄自菲薄》
(1)根据材料一，指出民国初年政治领域的新现象,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其失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我国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主要包括御史纠弹制度和谏官言官制度。……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议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奏
——王连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漫谈》
材料二 古希腊雅典监察体制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公民大会，民众大会本身是国家权力机构……但它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监察机关，随时可以对行政官员实行弹动和惩罚。……二是500人会议，……承担着对国库、国家印玺和政府官员进行监察的职责，同时也负责监督民众大会通过的各项法律的准确执行。三是陪审法庭。陪审法庭主要是司法机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监察机关的权利，对行政官员的活动实行监督。
——王晓天《中西古代监察制度之比较》
材料三 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像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读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举行这种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动权。”“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活。“这样就证明了，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只有用根绝官吏贪污的办法才行。”因此，中国的前途“只有革命”。
孙中山指出：“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使叫做治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合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改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孙中山认为：“将国外的规制和本国原有的规制，融合起来，较为完善。”“欧美对于民权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彻底。因为不彻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因为民权是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我们现在要解决民权问题，便要另造一架新机器，造成这种新机器的原理，是要分开权和能。人民是要有权的，机器是要有能的。”“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建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
回答下列问题：
(1)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设立监察制度的主要作用。
(2)据材料二，古希腊雅典在监察体制上是如何实现“多元化"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归纳并评论孙中山有关权力监督的主张。
(4)综合以上材料，谈谈历史上的廉政建设对我国当前反腐斗争有何借鉴意义？
材料一 古代监察制以专制王权为中枢；监察制以服膺皇权为最高原则；监察官为维护皇权而监察百官，是天子耳目之任等等。
——方乾《论中国古代监察制的不独立性》
材料二 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树立了“国民全体”作为“国家主权”拥有者的崇高地位，……废除了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最高权力，……是革命党人将权力关进牢笼的一次勇敢的、大胆的尝试。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
材料四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从皇帝变成了总统，民众都不太适应。而国会的运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中国人也一直不是很清楚。
——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
请回答：
（1）秦朝在中央设置的“监察官”是什么？据材料一，指出古代建立监察制度的根本目的。
（2）据材料二，指出唐代实行的是什么政治制度？该政治制度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有什么特点？
（3）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革命党人是如何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尝试“将权力关进牢笼”的？
（4）纵观上述材料，反思古代、近代的这些尝试，归纳要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应该从哪些方面提供保障？
材料
| 时间 | 作品 | 作者/会议 | 内容摘要 |
| 1940.7 | 《团结到底》 | 毛泽东 | （我们）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 |
| 1940.12 | 《论抗日民主政权》 | 刘少奇 | “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这种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 |
| 1941.4 |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 邓小平 | “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
| 1943.1 | 《晋黎冀边区选举条例》 | 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 凡在边区境内年满18岁之中华民国人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
| 1946.12 |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 | 周恩来 | 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这也就是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三制”思想。 |
——摘编自王永祥《毛泽东“三三制”思想研究》
据材料，概括“三三制”具体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三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一届参议会。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富农的代表。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参议会表决通过。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集政府和参议会常驻议员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批评与意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各级参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大胆地批评政府，积极提出意见。
——摘编自薛锋、贾民伟《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人民性论析》
材料二 1948年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在当前的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有关事项取得一致意见，并成为新政协筹备与召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崔利宏、樊祎冰《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及当代启示》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三三制”政权建设的特点。
材料 某敌后抗日根据地农村社会各阶层土地占比状况
| 地主 | 富农 | 贫农 | 中农 | |
| 1937年 | 16.42% | 21.92% | 17.92% | 41.69% |
| 1942年 | 10.17% | 10.17% | 19.37% | 49.14% |
——摘编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四集
根据材料，概括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并指出该阶段推行的土地政策。结合所学，简析该土地政策实施的背景。
材料一 清承明制，除将明代的南直隶、陕西和湖广各一分为二，其他12个省级政区幅员基本不动。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清代前中期，朝廷与省督抚的关系更加紧密，省制更为有机地融入国家对全国疆域的整合与地方社会的治理机制之中。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整体上放松对各省督抚大员的控制，一些封疆大吏趁机掌握省级兵权和财权，呈现省区逐渐疏离中枢的趋势。随着近代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形势逼迫清政府对省区进行划设、调整与整合，省制仍具有加强国家统一和国家领土安全的强大制度功能。
材料二 辛亥鼎易之后，各省实力派都督在清末离心潜伏的积累后乘机走上前台，分离态势日益明显。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地方军间各霸一方，省区力量取得主导地位，央地关系倒挂。省制变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未能得到解决，冯系、阎系、桂系等地方实力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各为其利仍纷争不断，亦不得其解。大革命面临严峻危机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重要省区先后设立省委，是对省制的创造性运用。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革命战争形势快速发展，东北、华北、中南等行政区先后在解放区建立起来，各自管辖若干省级及以下行政单位。解放战争时期的区划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时期的最高发展阶段，克服了近代省区位置失序的弊端，为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摘编自翁有为《近代中国之变轴：军阀话语建构、省制变革与国家》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省制建设的主要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民国时期省制的演化历程。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省制变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政党起初并非与议会相伴而生，而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更好地与王权斗争演化而来的，此后政党团体进入议会。来自同一或不同政党且不会在选举中发生竞争冲突的议员所形成组织团体，使同一议会党团的党员在议会中的步调保持一致。为拉拢选票，党团改革设立了内部管理机构，如德国的监察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等。立法、监督、人事裁决、财政审议等，都属于政党团体的工作范畴，他们通过各种说服方法，甚至是金钱交换、政党忠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二战后，德国《基本法》《联邦议院议员法》等对议会政党团体的权利、薪酬规范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制定了《德国联邦议院成员行为准则》以确保公众可以随时获取关于每个成员的活动信息。
材料二：人大党组是中国共产党在人大的领导机构——常委会中所建立的核心小组。1925年党的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规定应组织党团；新中国建立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机关党组；1978年后，人大党组制度重新确立。常委会党组负责审议立法规划后报请中央批准、按照规则完成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任务。人大党组有义务监督好本单位的政治、纪律，并且在本单位起带头引领作用，实现党对人大工作领导，更好地服务于民。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颖《中国人大党组制度与英德议会党团制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议会党团制度的主要特征，并简析该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于西方议会党团制度，中国人大党组制度的不同之处。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对当代中国人大党组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