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每位专制君主虽然都力求“乾纲独揽”，“事皆亲决”，但实际上他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一人“独治”天下，必须“设官分职，体统相维，品式具备”。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出现了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政治学家萨孟武先生说：“吾国中央官制，秦汉以后，无时不在变化之中，而其变化的特质则为天子的近臣转变为国家的大臣。天子畏帝权旁落，惧大臣窃命，欲收其权为己有，常用近臣以压制大臣。历时既久，近臣便夺取了大臣的职权，因之大臣乃退处于备员的地位，而近臣却渐次变为大臣。近臣一旦演变为大臣，天子又欲剥夺其权，而更信任其他近臣。这样，由近臣而大臣，演变不已，而吾国中央官制遂日益复杂起来。”

——摘编自李渡《中国历代中枢权力机构沿革论略》

材料二 民国初年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处于制宪政治时期，而非常态政治时期。制宪政治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参与制宪的各个党派虽然有各自的价值、信念和利益，但他们在制宪的时候，需要暂时放下党派之私见和私利，从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制定超越党派的永久宪法。……美国在建国之初也曾出现过私人利益泛滥、腐败、派系与党争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人性中的幽暗，联邦党人非常具有政治智慧，他们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公共的善的名义去压抑私利的恶，而是通过建立分权的宪政制度，以恶制恶，相互平衡，将恶转化为善，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在费城制宪会议上，虽然各州、派系之间有利益冲突，但为了实现共同的国家未来和长远的政治秩序，大家一方面相互承认对方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寻求利益整合和政治妥协的可能性。美国人坚信，只要有适当的制度性安排，各种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为民族的整体利益。

——摘编自许纪霖《辛亥后民初的制度转型为何失败？》

材料一   宋代三级地方行政区划，首为路，初期有15路，最多时发展到26路路下设府、州、军、监（宋初惩唐五代节镇之祸，收回节度使的兵权，由中央直接统领府、州、军、监），府是皇帝即位前居住或任职的州以及京都、陪都所在地，军是冲要之地，监是有矿产之地，府、军、监与州的级别相同，宋全盛时有4京府、30普通府、254州、63监再下是县，全盛时有1234个县。这个时期县以下都设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其划分主要以户口多少为标准。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元朝行省创立了一种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并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模式内。行省虽然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统摄的作用，但是在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群官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行御史台与康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构成了防范行省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三：汉至武帝以后，柄归中朝，政去两府。所谓中朝者，大司马、大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也。所谓外朝者，丞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盖武帝决事禁中，希见卿相。

——〔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材料四：（明成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明史》

材料五:（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是矣。……承旨诸臣（军机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清史稿》

材料一   

材料二：在汉朝以前，三公的办公场所称为“府”，是当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到了汉成帝时，开始了机构改革，三公行政级别平行，联合执政，大大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在三公之下，又设置了太常等9个“卿级”官员，卿的办公场所祢为“寺”。“九寺”是汉代的九大部委，综合了现今国务院各个部委。九寺中的太常寺，相当于现代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药监局、气象局。一直到明清时期，也都有不断的机构改革。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创设“四辅官”，几个人共同为皇帝出谋划策，延续到了清朝。

——《中国古代历次机构改革》

材料三   ……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

材料一：民国初年出现了建党的热潮，甚至达到“党会既多，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程度……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根基是相当薄弱的。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它也使中国经历了一次民主实践的洗礼。

——摘编自路云《论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各个职能机构中，均有民主党派人士任职，而且任职的层次之高是绝无仅有的，占有副主席、副总理职位，就政务院下辖的34个正部级职位中，民主党派占有15个职位。中国共产党还比较注意保证担任国家领导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当时的一切重要指示、法令也要经过担任行政主管机关负责人的民主党派人士审查修改。

——摘编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民主党派民主 监督研究》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进入了从恢复重建到持续发展，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的发展阶段。法治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有机统一的整体。

——摘编自阮洁《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中国法治建设》

材料   在1924—1927年的广州、武汉时期，党军只是服从党的武装力量，在理论上党军统帅并非党的最高领袖。但是由于军事活动在中国的极端重要，党军统帅的地位随之攀升，实际上成了支配党的最有力人物。《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厉行党治”，国民党“代表人民负建国大任”，“一切要由党来负责”。国民政府各级组织均受党指导，国民党不仅在中央建立了以党统政的党政互动体制，还建立了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到省、市、县党部的垂直领导机构，并在各类产业、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以及海外华侨集中地相应地建立了党组织……把国民党的影响扩大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理论上的“合法性”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了维护其现实统治的“合法性”，国民党垄断了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在戴季陶、蒋介石和陈立夫、陶希圣的解释下，三民主义成为可以给现实生活中国民党各项政策提供全部合理性依据的高度灵活的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外国、今天与未来，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举凡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现实统治的思想和行为，均在排斥之列。在国民党的精心设计下，三民主义成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的中国“道统”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中国民族与文化传统的特殊性。1928年后，就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武器，向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发起全面进攻……1929年后规定全国大中小学举行“党化教育”，强制灌输三民主义。1929年、1930年夏又制定《出版条例》和《出版法》，成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严禁违背“党义”的出版物和电影的出版和发行。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众多的由国民党控制的出版机构，大量印行党义出版物和攻击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宣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