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如前所述，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法律篇》中，不仅强调了法律存在的重要性，对人们的各个生活层面都从法律的高度予以规定，而且进一步指出，官吏必须守法，法也要治吏。他认为在任何城邦，凡统治者因其很有钱或具有权势、地位高、出身名门等优越条件而执政，这种统治者都是不可信赖的。那些只依据部分人的利益制订法律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他们所说的公正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那些最能遵守法律的人，才能被任命为最高的官职和众神的首席执行官；比他次一等的人，获得次一等的荣誉；所有其他的官职也按此标准任命。这样一来，这些官吏是法律的仆人或法律的执行官。“如果一个城邦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这个城邦一定要覆灭；然而，一个城邦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城邦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林洪宇《试论柏拉图＜法律篇＞中的法律思想》

材料二立法权和行政权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司法权如果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置，自由也就不复存在……如果由同一人，或由权贵、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构行使这三种权力……那一切就全完了。

反之，如果最高权力是有限的，是受制约的，那么不论是谁在掌权，它被滥用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从而能够确保安全与自由。同样，如果最高权力是按照法治的方式行使，它的运作就会很规范，就不会出现任性和随意……权力的限度与权力的行使方式两者是统一的。只有权力按照法治的方式运行，它オ可能是有限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一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顺应工商界的要求，先后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颁布的76项经济法规中，内容包括工商矿业、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银行金融、权度、税则、经济社团等方面。张謇言：“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上述立法原则与经济政策导向在民初大体得到了遵循。后袁世凯时期，军阀派系争战不断，北京政府权威尽失，在经济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乏善可陈，更遑论有长远规划与建设。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二   1992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时，将1982年《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亟需商事立法的规范，自九十年代以来，商事立法驶入高速行驶的快车道”，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事法律密集出台。经济法制建设的立法理念与市场经济观念高度契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立法理念基本被挤出立法过程。加入WTO为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法制与国际规则“接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摘编自陈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法制的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