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国际法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法主体持续增加并日渐多元,国际法客体也不断扩大,一批国际法新分支陆续形成。国家权利义务范围也并行扩展;另一方面,国际法体系“从主权优先到人权优先”、“从同意导向到强制导向”以及“从整体性到分散性”的转变日趋明显。中国与战后国际法体系的互动始终是双向的,在国际法体系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中国也以自身的能力和方式塑造着国际法体系。…中国推动国际法体系发展的具体路径应当是,通过从融入到参与、从主动到主导,最终实现从规则的“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变。逐步引导改变不合时宜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有力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材料二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强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应当在变动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再以“旁观者”而是以“融入者”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积极面对以前可能并不需要直面的问题。应当重视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把中国的合理权益和主张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将中国价值、法治观念和法律思想注入新的国际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关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国际法学者也应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形成一套成热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和增进中国诉求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

材料一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教皇代表只能以中间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也没有在最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上签字。相反，代表各主权国家的大使和全权代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他们齐聚一堂，就战后和平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磋商并作出了有利于新兴主权国家的政治安排。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曾高度评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认为它“标志着国际法上现代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出现……”。

——摘编自刘慧《三十年战争和国家主权思想的发展》

材料二   经过启蒙运动和欧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在法国大革命后，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欧和北美正式形成，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了。19世纪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和扩散时期。在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观念传遍欧洲。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欧洲民族主义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利益的进步性。正如李宏图所说：“当西欧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民族主义就转化成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侵略和扩张的学说。”

——摘编自李詹《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蜕变和亚非拉“应激性”民族主义的兴起》